英格蘭的宗教改革和大多數其他國家很不一樣，
因為它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
馬丁·路德發起一場群眾運動，
得到當時德國一些世俗統治者支持，
但他們並不是發起改革的人。
我指的是，
他們其實是跟從路德和他這團體的人。
當然，它後來傳播到了法國，到了加爾文那裡，
法國的宗教改革歷史，
就是它從來沒有獲得巴黎掌權者，
或類似這種人的支持，
因此說到底，你可以說，它失敗了。
但在英國，奇怪的情況就是，
宗教改革開始的時候是一種國家行為，
從最高層開始。
我指的是，國王亨利八世在他的婚姻，
可能的王位繼承人這問題上與羅馬決裂。
所以，
你看到的英格蘭是一個名義上的更正教國家，
但王國里沒有更正教徒，或者說很少。
因此他不得不任命一些
當時自己正在了解何為更正教的人。
你看到的一種奇怪現象，
就是連英國宗教改革的領袖，
他們自己也是在一邊走一邊學；
在這方面，這是一個漸進過程。
但到最後結果不一樣，因為他們意識到，
如果宗教改革要在英國紮根，
就必須教導人認識改革。
所以，英國宗教改革實際上是通過在敬拜模式、
講道模式方面進行頂層計劃紮下根來。
英國的改教家寫講道，
然後要神職人員在講台上傳講這些講道。
他們寫禱告文。
他們自上而下組織一切。
他們為孩子寫教科書，給他們學習。
所以，這是人受教的事情，
人學習和研究的事情，
宗教改革就是以這種方式真正紮根下來。
為此我認為，是在瑪麗女王統治下，
她開始迫害相信更正教的人的時候，
普羅大眾意識到，他們第一次看到，
社會上有殉道者，
有人真的願意為他們的信仰準備赴死。
我說的是，有一些人會說，
瑪麗為更正教事業作出的貢獻，
遠比任何一位實際改革的人都要大，
因她如此激起了人的情感，
讓那些可能不理解複雜教義的人也會認為，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有人預備為它而死。
這其實帶來了極大衝擊。
但它就是這樣傳播和紮根的。
我們看到結果，
因為在16世紀，經過兩三代人這樣的努力，
當宗教改革受到質疑的時候，
人並沒有大批離去。
英國教會
在17世紀因清教徒和相關問題分裂的時候，
天主教徒所剩無幾。
那時本來是一個大好機會，
讓他們從藏身之處走來，並且嘗試接管國家，
但他們人數根本不夠，
因為到了那時候，
爭論卻是在不同類型的更正教人士之間展開，
而天主教徒其實已經變得邊緣化了。
我們可以說，宗教改革已經紮下根來。
也許並不是人人都認同它紮下什麼樣的根，
但你知道，
原則上英國已經變成一個更正教國家。
亨利八世……他已經和阿拉貢的凱瑟琳結婚。
她已經絕經，
生有一個孩子，也流產四次。
所以實際上，他是想甩掉她。
當時，他讓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懷孕，
所以必須盡快完事。
他通過他的紅衣主教，
紅衣主教沃爾西向教皇提出申請，
要求取消這段婚姻，
教皇考慮到與西班牙王室的關係，就加以拒絕。
這就讓他和亨利產生了敵意，
因此他自立為英國教會首腦，
但並沒有離開教會所走的羅馬天主教方向……
實際上，他所做的，
就是讓自己擺脫教皇，
但並沒有擺脫羅馬教會信仰，
讓自己成為將來英國國教的首腦。
是的，亨利八世和他的宣言 —
這稱為“王權至尊” —
他以此把教會和國家合併起來，
但這其實並不是一種神權統治，但很接近。
這本質上是把教會看作是政府的一個有形分支，
而國王幾乎就像大衛一樣，
以這種非常奇怪的方式成為教會的保護者。
當然，我們終於發現，麻煩就是
他也強制執行他認為凡是正確神學的事情，
這成了後來政教分離的原因。
但亨利這樣做，他確實幾乎就歸信了更正教。
如果說，
在英國宗教改革中有誰是不服教皇的天主教徒，
那這人就是非亨利莫屬。
他仍想維持七種聖禮，
他仍想維持
我們所說的天主教會各種“傳統特點”。
但他希望教皇消失，
因為他得出這種合乎聖經的結論 —
再說一次，他根據的是以色列王這觀念 —
就是他不應該向有形教會中的任何人負責。
在這一點上，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教會的牧師，
或一種代理的教皇。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關係。
他看自己是教會的元首，應該是教會的保護者，
然後在這意義上，他任命一些人管理教會。
但他是以這種奇怪，
自以為是符合聖經的方式看自己，
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任命的人，
確保在他的統治下，英國的教會有好的牧師，
並在穩固的基礎上運行。
亨利有這樣一個古怪念頭，
就是事情本來就應當是這樣，
他編造了這陰謀論故事，
認為教皇可以說是篡奪了英國王室的權柄。
所以他認為，他是在回到
從一開始事情就應該是這樣的正道上。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關係變得放鬆了一點，
但相對來說仍是生效，即使直到今天還是這樣。
我指的是，現在的人
仍認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教會的管理者。
她仍然會在聖誕節那天算是講一篇道，
重新灌輸這現實。
主教由王室任命，就是這種事情。
但對亨利來說，他幾乎全心歸信了這種觀念，
就是他是上帝指定的長官，上帝指定的國王，
他應管理有形教會，他的觀點應該是不容置疑。
他應該是這樣治理教會的人，就像大衛一樣。
事實上，在他被宣告成為教會首領之後，
發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讓人給自己畫了一幅畫，
畫中的他就像坐在寶座上的所羅門。
你可能會說，他試圖在做某樣新事，
他認為是恢復人們傳統上的做法。
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難道不是嗎？
在所有人當中，亨利八世
最終被稱為“信仰捍衛者”，
在他統治早期，
我們看到許多來自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
這些思想滲透 — 如果你願意這樣說的話 —
滲透進入英國，尤其是進入到大學系統。
所以，人對此有一些抵觸，
因為這些思想當然是反對羅馬天主教會的。
因此，在他這一方，
亨利八世同意簽署一份正統信仰聲明，
基本上是維護當時的天主教原則，
這份很有可能不是他自己寫的正統信仰聲明，
結果就是維護了天主教原則；
他讓一些神學家起草這份聲明，
但他把功勞歸於自己……
當時的教皇利奧十世，
授予他“信仰捍衛者”這榮譽稱號，
這本身很有意思，原因有二個。
一個原因是，
這仍是英國每一個掌管王權的人擁有的頭銜，
但還有，
亨利八世過了不久，不管他捍衛什麼樣的信仰，
但偏偏就不是捍衛天主教信仰。
威廉·丁道爾以異端之名被處死，
因他在現在的比利時被捕，
因著他的更正教信仰受審。
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左右為難，
因為他由於丁道爾要翻譯聖經
而剝奪了法律對他的保護，
所以丁道爾不得不因此逃離英格蘭，
過著流亡生活……
他在歐洲各地旅行，
其實是試圖用這種或那種方式逃避迫害。
所以，他的大部分工作在當時是一種地下工作。
但他被發現，被出賣，以異端之名受審。
英格蘭國王……
雖然他不支持丁道爾翻譯聖經的工作，
但其實試圖救他一命，其實是為了國家聲譽 —
他不希望他的一個臣民被外國勢力處死。
但他這企圖失敗了。
丁道爾在比利時被處死，
在英格蘭也沒有得到平反。
即使在他死後多年，人對他的名字一字不提，
因為他在英格蘭也是一個被剝奪法律保護的人。
要明白亨利對他的妻子阿拉貢的凱瑟琳
有怎樣的“良心顧慮”，
我們只需要做一點點背景調查。
不了解更正教改革或任何英格蘭歷史的人，
都會認為自己知道一些關於亨利八世的事情，
他們可能確實知道一些他的事，
因為他是那種名聲比本人更響亮的人，
不僅在他的身材，
而且在他的影響方面也是如此……
凱瑟琳比亨利年長一點，
所以她馬上嫁給了亨利，亨利成了亨利八世。
他們很想生孩子。
他們在一起，未能生出一個男性繼承人。
當時的英格蘭，人們認為女人不能統治國家。
英格蘭歷史上曾有過一位女性君主，
一個名叫瑪蒂爾達的女人，
那是在這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他們沒有如願。
所以，亨利在等要生一個男性繼承人。
他需要一個兒子。
凱瑟琳沒有生兒子，
她只生了一個女兒，後來成為瑪麗 —
著名的“血腥瑪麗”，但那是另一個故事。
因此亨利開始四處打聽，
要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同時，他還愛上了另一位年輕女士，
他需要一個藉口擺脫這段婚姻。
亨利稍微可算是一位聖經學者，
一個業餘聖經學者，
但他在舊約聖經找到一節經文，
說如果一個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他就要受詛咒，他們就會沒有孩子。
他可以說是斷章取義看那節經文，
他去找教皇，他說，
“看，我在這一點上受詛咒。
我沒有男性繼承人，
這是因為我違反了聖經這條非常清楚的命令，
這命令說我不應娶我兄弟的妻子。 ”
當然，還有其他的聖經命令說，
如果兄弟死了，人必須娶他的……
他為了方便忽略了這些。
在這種情況下，教皇通常會批准廢止婚姻，
這算是一種形式上的交易。
問題是教皇被阿拉貢的凱瑟琳的侄子……
國王查理囚禁了起來，真的可以說是這樣。
所以他不能頒發一條廢止令。
他甚至有一個時候建議一夫多妻。
他只是說：“嘿，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好了。”
但亨利說：
“我不想在誰繼承我的事情上有任何疑雲。”
所以，他的良心危機，他的顧慮，
就是他可能出了一種情況，
很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
相信這是一種非法的婚姻，不僅在國家看來，
而且在上帝看來是非法的婚姻。
他覺得，除非他擺脫那段婚姻，
否則他的良心就不會安寧。
英格蘭就不會有它需要的國王，
他努力建造的一切都將付諸東流。
這就是他的良心危機，
它導致了他多次結婚，然後生了其他子嗣，
故事就從這裡開始了。
亨利八世的 “良心顧慮”，
是我認為我們所有基督徒
在某種程度上都會有的事情。
我們在聖經中尋找某處一些小小的條款，
為我們知道是錯誤的行為辯護。
但我們濫用聖經，
批准一些我們知道本身是有罪的事情。
所以，在這情形裡，他和阿拉貢的凱瑟琳結婚，
他們的婚姻很不幸福。
她未能生出一位男性後代，
因此，因他與她結婚，
下一代的國王會從哪裡來，這就成了一個問題。
他不開心。
他已經愛上了安妮·博林，
想找一個辦法擺脫現在的婚姻。
所以，這“良心顧慮”其實是一種滑稽的做法，
要在與她離婚這件事上讓他的心願不受纏繞。
因此，歸根到底，他挖掘聖經，
在利未記18章找到一段經文，
提到像“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體”這樣的事情。
當然，當時他的妻子，阿拉貢的凱瑟琳，
曾和他已經去世的兄弟短暫結婚。
所以，他指出這一點，說：
“這是我的良心顧慮。
我很難坦然面對這一個事實，就是我這樣一個
真相信上帝話語和耶穌基督的人，
和這曾經與我哥哥結婚的女人結婚，
這怎能是按照我的信仰生活呢？
根據利未記這段經文。 ”
所以這就是他說的他的良心顧忌，但實際上，
他是試圖擺脫一段他根本不想存在的婚姻。
“孩子王”愛德華六世，也被稱為“約西亞王”，
這是人經常用來比喻他的說法，
至少在他的加冕典禮上是這樣的。
愛德華幫助更正教的方式，
如果你看過亨利八世，
就是他就像我喜歡說的那樣，
他是一位沒有教皇的真天主教徒。
他把教皇扔掉，但他想保留很多傳統的事情。
他推翻了一些反對他的修道院，
但很多天主教信仰的傳統結構仍然存在。
還有稱為“信眾堂”的事情，
那是為一旦進入煉獄的人的靈魂祈禱的地方。
很多這樣的事情。
在某些方面還是有完整的修道院組織。
愛德華登基，因著歷史奇怪的轉折安排，
他從小接受的教育是更正教和福音教育，
他全部導師都是更正教和福音派。
所以，按我們所知，
當他登基的時候， 即使那時他才九歲，
他已經自我意識到自己非常致力於更正教。
並且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所以，在愛德華作王的五年裡，
他把宗教改革推向高潮。
他打開閘門，排擠宮中的天主教領袖，
給了像柯藍麥這樣的人更多權力，
所以，《公禱書》不是寫了一次，
而是出了第二版。
所有那些古老的傳統修道院遭到壓制，
人的錢被充公，他們會說人要重新幹體力活兒。
所有那些是歐洲大陸宗教改革 —
在德國或瑞士地區的宗教改革不可或缺的事情
現在在大約一代人之後，都在英格蘭施行，
因為愛德華說過：
“我們必須去做這宗教改革的事情。”
以至於歷史學家會說，如果愛德華沒有死 —
他很有可能是死於肺結核 —
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看起來
也會和其他改革宗地區的宗教改革很相似。
它在英格蘭戛然而止，
因他的妹妹瑪麗登基，當然，她恢復了天主教。
但是，愛德華希望
英格蘭有一個改革宗和更正教的教會，
他以極大的熱情追求這件事，
所以這五年時間
是英國早期宗教改革的鼎盛時期。
英王愛德華六世
對英格蘭更正教事業的最大貢獻，
就是他太年輕，無法親自執政。
他繼承王位時只有九歲，
因此必須任命一個攝政委員會，
教會事務
交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柯藍麥負責，
他當時正朝著非常更正教的立場發展，
所以或多或少
他可以自由地對教會做他喜歡做的事。
雖然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國王的名義，
但實際上，當然是由大主教和他的朋友們
把這些變化引入教會。
現在我們知道，雖然愛德華很年輕，
但他對這些事情是支持的。
他希望情況能繼續，
如果他能活到成年，無疑會這樣繼續下去。
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這麼說。
但當然，他才16歲時就去世了，
然後由他的姐姐接任，
她試圖扭轉以他名義所做的一切。
愛德華六世是男孩王。他們叫他約西亞。
他是英格蘭更正教的極大盼望……
但在英格蘭發生的事，就是君主總是控制，
至少是嚴重影響著宗教改革。
因此有這樣的張力，
有一個小男孩 — 他登基時才九歲，
長大了十幾歲，然後不幸死於肺結核 —
但發生的事，就是人從一開始就意識到，
他實際上有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
就是自己是更正教的，實際上有改革宗的一面。
他傾向於改革宗。
所以，正是在愛德華的領導下，
牛津和劍橋
出現了兩個為改革宗發聲的重要人物
— 彼得·馬蒂爾和布瑟。
而布瑟正是加爾文的導師，
所以這讓你感受到改革宗影響到了什麼地步。
我們看到一封加爾文寫給國王愛德華的信，
信中說：“宗教改革的工作做得好! 繼續努力！”
基本上是褒獎他正在做的工作。
另一件事，就是愛德華與他姐姐瑪麗的關係，
瑪麗要在他之後成為瑪麗·都鐸，
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她都自認是天主教徒。
事實上，她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她在位期間折磨和處決了很多更正教徒。
愛德華自己很清楚她一直以來的天主教立場，
不斷地給她寫信，你可以說，
是強調她要站到他這邊來，相信更正教信仰。
所以，
他在這件事上不只是簡單強制執行一些事情，
而是向他的家人做推薦，
說：“在這件事上，你要站到我這邊來。”
就是這樣，我們不習慣9到14歲的孩子如此早熟，
如此直率表達自己的信仰，
至少在現代社會不會是這樣，
但愛德華似乎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立場，
就是他是更正教，他也是一個改革宗的人。
《公禱書》是向坐在教堂長椅上的人
傳遞更正教改革教義的方法。
在1549年，第一本祈禱書發行之前，
禮拜都是用拉丁文進行，
甚至在與羅馬決裂數年之後還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
這已經是一個更正教教會了，
但宗教改革的那一部分實際上還沒有發生。
所以，它被翻譯成了英文，讓人可以理解。
但當然，它的表述方式，祈禱的方式，
也教導了教義，特別是因信稱義的教義，
通過不同的崇拜儀式中非常清楚表明出來，
等等。
這是一種灌輸聖經知識的方式，
因為《公禱書》所做的，
就是把聖經變成禱告。
這是它獨特的本領，獨特的能力。
當然，人通過禱告這些話，
通過學習這樣的禱告方式，
實際上是在學習使用聖經，
把聖經作為親近上帝的方式。
於是，漸漸地，他們形成了一種思維方式，
知道禱告和敬拜的要素是什麼，
我們對上帝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是誰，是需要恩典的罪人，
我們在敬拜、生活、屬靈悟性方面
如何接近上帝。
所以，你知道的，隨著時間的推移，
《公禱書》逐漸把這些思想灌輸到人腦海中，
讓這國家也團結起來，
因為人人都在同一時間祈禱同樣的事情。
因此，出現了一種劃一 —
實際上，當時人是這麼稱呼這一點的 —
全國范圍的劃一，人人都在同一陣線，
它真正生出了一家不只是更正教，
還是一家統一的更正教教會。
我認為，人經常誤解了《公禱書》，
因為不了解它的背景。
人常常說，《公禱書》是一種
介於更正教和天主教類型之間的禮儀。
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當它的第一版問世時，
實際上天主教因此發生了騷亂，
不是一次，而是兩次。
《公禱書》簡化到了兩種聖禮。
它把各種人認為是傳統禮儀的東西都扔掉了。
而且它很明顯是更正教性質的。
要明白《公禱書》，你就必須意識到，
如果你生活在1500年代，
如果你要找一個最不可能接受宗教改革的國家，
英格蘭至少會排在第一或第二位。
西班牙可能會爭奪第一名的位置。
英格蘭非常非常團結在它的天主教身份，
它相信天主教的王室，
以及像托馬斯·莫爾等人那樣
非常強勢的神職人員周圍。
因此柯藍麥做的，就是他在愛德華統治時期，
國王放手讓他開始宗教改革，
他意識到，大體上民眾並不想要宗教改革，
於是他想出了這一個獨特的想法，
就是如果我們讓他們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用聖經的經文來禱告，
如果我們讓他們用更正教的方式來敬拜，
取消那些
在天主教高派儀式中人如此熟悉的事情，
那麼隨著時間推移，
我們實際上就會看到
上帝的話語對他們產生影響，
是用其他辦法無法看到的。
所以，
他不一定要一種通過立法進行的宗教改革 —
“恭喜大家，我們現在都是更正教了。” —
而是他要他們在立法真正開始生效之前，
體會並看到更正教的信息。
這也就解釋了
為什麼柯藍麥會發行兩版的《公禱書》。
第一版是第一步；
再說一次，七樣聖禮減少到兩樣，
很多非常更正教的內容被加了進來。
然後，就在幾年之後，你看到下一個版本，
它現在是非常自覺邁出那一步，
到現在，連聖餐儀式都不再是彌撒。
不再有按身體理解的吃。
《公禱書》很重要的那一句話就是：
“你們要憑信心，懷著感恩的心，
在心里以他為糧吃了。 ”
這其實是更正教的標誌性說法，
講到在主的晚餐中在靈性方面以基督為糧吃了。
所以，《公禱書》成了那面酵，
讓英格蘭慢慢朝著更正教的方向發展，
而不是以立法、認信驅動，
“這是新的信仰，馬上實施。”
而是非常、非常緩慢地
融入英國人民的意識當中。
《公禱書》在16世紀問世的時候，
這是一場革命，而我們需要明白這一點。
人民的禮儀 — 《公禱書》 — 可以讓人民使用，
這種念頭在英國的歷史上，是從未嘗試過的。
事實上，幾乎在基督教的歷史上都未嘗試過。
這通常是神職人員的特權。
禮儀通常是用拉丁文，一種人不懂的語言進行。
那是神職人員做的事情。
通常連神職人員都不明白。
他們背得滾瓜爛熟，滔滔不絕把話說出來。
而這想法就是，人實際上可以手握這種新技術，
實際上擁有一本書。
我們必須記住，這本身是多麼具有革命性……
打開它，用他們自己的語言閱讀 —
那些識字的人可以讀，那些不識字的人，
可以用它當作學習閱讀的方法，
閱讀這些人公共祈禱的禱告文。
而它是要成為所有人的禮儀，
讓所有人都能參與。
所以，它使人的禮儀規範化。
它給了人一條正軌，在上面運行。
它給了他們一些河流上的界限。
但與此同時，
它使人能進入到對上帝的敬拜當中。
在16世紀偉大改教家的名人榜中，
我們會想到慈運理，會想到加爾文，
會想到路德。
一個經常被遺忘和忽視的人，
就是托馬斯·柯藍麥。
托馬斯·柯藍麥是坎特伯雷大主教，
因此他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他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原因，
標誌著歐洲知識史和精神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意思就是，當亨利八世要為他想做的事，
就是與阿拉貢的凱瑟琳離婚找理由的時候，
過去君主和人民都希望得到一個問題的答案 —
“你如何解釋經文？”
“你如何解釋教規？” —
他們就會去找建制性訓導。
他們會逐級上報：
主教、大主教、紅衣主教、教皇。
亨利做了某樣不尋常的事。
他去了大學，從大學搶來學者 —
托馬斯·柯藍麥就是其中一員 —
他說：“你們幫我解釋一下。
我不打算逐級去問建制性訓導，
我要去大學那裡問。 ”
現在，我們理所當然認為，
如果我們要答案，我們就去學術機構。
嗯，當時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托馬斯·柯藍麥就是這樣的人。
他成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
他以這身份做了三件事，
真可謂是改變了英國歷史的進程，
並以此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
因為當英國統治五湖四海的時候，
英國教會就遍布世界各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在《公禱書》和《三十九條信綱》中
非常流暢表達了會眾的祈禱和會眾的禮儀。
我認為柯藍麥很有可能是繼莎士比亞之後
最偉大的英國作家之一。
他使用的詞句在英語中仍能引人共鳴，
你知道，如婚禮上的一些說法。
很多從來不會使用《公禱書》的機會，
卻在婚儀和葬禮上使用《公禱書》中的詞句，
聖餐儀式用的詞句。
這些都是托馬斯·柯藍麥寫的。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他“退縮了”。
他在需要站穩了的時候退縮了。
人認為：“這傢伙來來回回。他搖擺不定。
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
這讓人停下來思想，
讓人看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
他不是一個超人。
他是一個普通的傢伙。
他有一些天賦，但害怕了。
他受威脅，就害怕了。
他做的第三件事，
就是到最後，他作人剛強堅持到底。
到最後，塵埃落定，他知道他必須做什麼，
他們把他帶到那地方，要把他燒死在火刑柱上，
他們預料他要改變信仰。
他們期待他說：
“是的，我要成為一個好的羅馬天主教徒去死，
我相信教皇至高無上，”等等。
他卻說，對圍觀的群眾說：
“這是我曾簽署聲明改變信仰的手，
先燒這隻手吧。 ”
他把手伸進火裡，直到手被燒成像樹樁一樣。
人看到了，他們說：“這才是他真正相信的。”
到最後，他剛強，完成人生。
這場景和他的這番話
成了全英格蘭願意為自己信仰
挺身而出的更正教徒的戰鬥集結號。
所以，他確實改變了英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在瑪麗女王時候流亡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
愛德華六世統治後，他死的時候，
他的姐姐，他同父異母的姐姐瑪麗繼承王位，
她有一個著名綽號，叫“血腥瑪麗”。
她是亨利和阿拉貢的凱瑟琳的女兒，
所以從很多方面來說，她是亨利推行他的改革，
追求安妮·博林的時候冷落的那家人的化身。
你可以說，瑪麗登基的時候對此是很不高興的。
她是堅定的天主教徒，
她把她的母親看作是為信仰殉道，
她看她弟弟在位時推行宗教改革的舉措
是真正背叛了信仰傳承。
所以她登基的時候，
她對那些曾帶頭進行宗教改革的人，
像柯藍麥這樣的人
進行了或多或少有體系的迫害。
她所做的，就是特別針對主教和領袖。
他們不容逃跑。
他們被捕，下到監牢，
其中許多人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事實上，多達300人失去了生命。
那些流亡的人，
就是平信徒或僅僅是當牧師的人，
當局給他們機會逃到歐洲大陸，
這就是他們被稱為“流亡者”的原因。
他們名副其實流亡了。
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家，
他們的教會和所有這些事情，逃亡在外。
他們落腳的地方往往是在改革宗的地方，
像日內瓦、法蘭克福和其他的地方，
可以說得上是改革宗運動的標誌、
核心地區和核心城市。
大體上，他們不得去路德宗的地方，
因為情況就是，
瑪麗嫁給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兒子，
他掌管著路德宗的地方。
有很多政治鬥爭。
但流亡的人失去了一切。
他們是被趕出去的。
他們中的一些人失去了家人，家人被燒死，
他們肯定也失去了他們的主教和牧師，
他們也被火燒死了。
所以，他們去到歐洲大陸，
他們不得不被人當作外國人和陌生人，
住在他們語言不通的城市裡，
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裡去。
他們作為流亡的人，在那裡生活了四五年，
直到伊麗莎白把他們帶回來為止。
瑪麗在她同父異母的哥哥愛德華六世駕崩，
登上英格蘭王位之後，大概有三四百人被殺死，
我知道這些名字很容易讓人犯糊塗，
但重要的是要記住，
愛德華六世是一個更正教徒 —
瑪麗是國王亨利八世的女兒，
曾被亨利宣佈為私生女，以便促成他的婚姻，
他的第二次、第三次婚姻。
她很不高興。她非常生氣。
她曾經受到非常非常糟糕的待遇，
她登上王位的時候很生氣，
充滿報復心，她愛上了菲利普，
這人是西班牙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一個堅定的羅馬天主教徒。
她自己也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
她試圖通過國家力量，
必要時用處決的辦法恢復羅馬天主教信仰，
把它重新強加給已經轉向更正教的英格蘭。
很多基督徒留了下來，
其中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但很多其他基督徒
去了就在英吉利海峽對面的歐洲。
他們去那裡，首先是為了擺脫瑪麗，
但他們去那裡，
也是為了學習作一個更正教基督徒意味著什麼，
因為更正教信仰
在日內瓦和德國這樣的地方更進一步。
大量這些來自英格蘭的流亡人士
在這些地方登陸，向歐洲大陸的改教家學習：
“嗯，這就是你們對聖經的理解。”
“這就是我們對按立侍奉的理解。”
“我們就是這樣理解聖禮的。”
在瑪麗統治的五年裡，他們一直在那裡，
只是聽從教導，
了解作更正教基督徒意味著什麼。
瑪麗去世後，伊麗莎白繼承王位，
歡迎他們回到英格蘭，
他們隨身帶回了
對什麼是更正教基督徒的新認識。
他們在歐洲大陸，
向歐洲大陸改教家學習，受益匪淺。
他們有了一套全新的知識體系，
一種看待如何做教會的全新方法，
他們把這帶了回來，開始慢慢在英格蘭實施。
英格蘭教會因此變得更加豐富。
瑪麗年代流亡的人，當中有一個叫福克斯的人，
他記錄了許多在瑪麗統治下的人是怎樣死的，
這本書後來被稱為《福克斯殉道錄》，
這本書是更正教改革最重要的一本書，
多年以來引導著基督徒。
因他倖存了下來，
所以他能講述那些沒有活下來的人的故事。
伊麗莎白一世是更正教徒。
我想外面有時潛伏著一個很大誤區，
就是有人以為她不是。
但正如一位學者說的，
她是宗教改革有形有體的化身。
她是安妮·博林的女兒，
是亨利離開教皇專政，
宣布自己是教會首領時要成就事業的象徵。
她是他第三個登上王位的兒女，
所以在這意義上她是最後一個，
但她非常自覺認識到自己是更正教徒。
例如，她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資助
荷蘭加爾文主義者和法國加爾文主義者
與其他國家的天主教政權戰鬥。
不過伊麗莎白執政，和很多君主一樣做的事，
就是她願意讓更正教的領袖自由管理教會，
但她不願讓他們告訴她該做什麼。
這是一種很君主的做法 —
他們不願被人指手畫腳。
所以，她會做出一些小小動作，擺出小小姿態，
讓他們知道，她聽到了他們的建議，
而她並不總是同意他們的意見。
所以，以耶穌釘十字架受難像為例。
她有一個耶穌釘十字架受難像，
她把它存放在她的個人禮拜堂裡，
她去那裡禱告，聽講道。
現在，她並沒有規定每一家教堂
都必須要有一個耶穌釘十字架受難像，
但她喜歡這像。
她只是覺得它很漂亮，所以她保留了它。
她這樣做，讓一些更正教人士抓狂……
伊麗莎白還命令所有牧師都必須穿聖衣，
這看起來有點像從前的天主教神甫法衣。
她說，這樣穿不是迷信，
而是她希望她的牧師，
她的神職人員看起來的團結一致。
她希望他們看起來就像一體。
這讓一些人很是不爽。
因此她用這種辦法
表明自己不允許人對她指手畫腳，左右她，
她保留下一些東西，
知道這些東西不是人人都喜歡，
但它們幾乎成了清教徒最終發出挑戰，
要反對事情的象徵，他們反對的是：
“我們已經改革了教會，
你為什麼還保留著看起來是傳統的東西？
難道我們不也應該把它們扔掉嗎？ ”
而伊麗莎白總是這樣回答：
“我不開窗去看人的靈魂，
所以我不能說
有一個耶穌釘十字架受難像或穿聖衣，
這就是信仰的試金石。 ”
當然，這就興起了最早的清教徒，
那些人最終會說，
在這樣的事情上，國王需要受到約束，
或在這樣的事情上，女王需要受到約束。
但是在伊麗莎白的時候，
她在讓英國回歸更正教的羊圈，
這已經讓他們很高興了。
在他們看來，在瑪麗之後，這簡直是一個神蹟。
但特別到了最後，他們對她不太滿意，
他們認為她是採取拖延戰術，
不太願意走完全程，同意他們所有的要求。
所以，伊麗莎白在很多方面，
為幾十年之後圍繞敬拜和聖衣的清教徒
和聖公會之爭鋪設好了舞台。
但在她的政權下，人大體上是相當高興。
在英國教會最終決定信奉更正教這件事上，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其實是設計師。
當然，在她之前，事情已經起伏跌宕發展。
從她父親開始，她的父親有點朝那邊發展，
然後她的哥哥愛德華六世更傾向更正教，
她的姐姐回到天主教的方向，
而伊麗莎白想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但絕對是更傾向於更正教的平衡。
她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天主教會不承認她父母婚姻的合法性，
因此，如果她接受天主教，
她很有可能就會被當作是不合法的統治者，
不得不退位。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但她確立了敬拜的模式；她確立了教義；
她確立了教會治理體系，
今天仍在英國教會發揮效力。
它略有修改，
但你知道的，它基本上還是老樣子。
她還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衝擊著更正教事業，
因為一旦她做出這決定，建立起這體系，
她就在她統治的44年全程維護。
後來有人試圖更進一步，更加更正教的時候，
她就抵制，因她說：
“我已做出了決定，這就是我的立場，”等等。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
她不僅支持教會反對羅馬天主教，
還反對一種更激進形式的更正教運動，
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為的“清教運動”。
所以，在一種意義上，
你可以說她也是以一種方式締造了清教運動，
通過抵制那種變化，
至今在英國更正教運動之內依然存在的分裂，
在國教，從國教和不從國教之間的這種分裂
其實可以追溯到她身上，
而不從國教就是不同形式的清教徒運動。
在宗教改革期間，羅馬和改教家之間的敵意
達到了相當壯觀的地步。
隨著宗教改革發展，改教家開始看到許多事情，
就是他們認為
人高度依賴除上帝他自己以外的事情……
至少在他們看來，那遮蓋對上帝單純敬拜的，
是多層次的事情，
幾乎就像爬牆虎一樣扼殺了一棟建築物，
所有那些事情取代了上帝。
現在有一群群的聖徒，
有彩色玻璃窗和雕像，
有許多遺物，是特別冒犯改教家的……
這在一種意義上，
是在感官上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
非常非常遠離了改教家現在追求的單純信仰。
他們看到的，不是純粹的信仰，
而是一種程度的神秘主義、魔法、迷信 —
至少他們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他們想做的，
是幫助人回歸一些最初的觀念，
什麼是單純敬拜上帝的觀念，
當時沒有微妙的差別，
那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 —
你要么是支持我們，要么是反對我們。
在此期間，無價的藝術品遭受損失，
這是一種可恥的事情。
但原因就是，
他們覺得雕像，人向雕像祈禱，
他們覺得那是偶像崇拜。
人注目彩色玻璃窗。
他們在看遺物 — 有多少施洗約翰的手，
彼得的關節，還有遺骨，
十字架的碎片，這些碎片足以耗盡整個森林 —
這些都是人聽到的抱怨。
所以，破壞聖像，只要拆毀一些東西，
這是一種方式，也許這是一種不幸的方式，
但它是一種表達的方式，
說明“我們想回歸單純敬拜上帝”。
改革宗的人特別以他們破壞聖像聞名。
我想這是我們所有人身上的藝術家氣質，
後來讓我們生氣，
他們打碎了那麼多的雕像、藝術品和彩色玻璃，
我們希望這些東西
至少還可以以某些形式保存在博物館裡。
但他們變得破壞聖像，這是有幾個原因的。
首先最重要的，
核心是他們看到禁止雕刻形像的誡命時，
他們認為那不簡單是禁止在敬拜中
使用表明任何事情的藝術品和代表，
而是即使在一般情況下，這樣做也是錯的，
為神學的原因製作藝術品，
或用藝術描繪，特別是描繪基督，
他們認為這在本質上是褻瀆上帝的。
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直是個問題。
你看到路德也持同樣立場。
他認為人對著祈禱的雕像和事物，
它們是扶持從前天主教信仰的拐杖。
但路德的想法是，至少從教牧方面，
我們應該講道，說服人拋棄這些東西，
它們本身是相對無害 —
它們不會對人造成任何傷害，
它們只是小小的雕像 —
但如果你講道傳講福音，
最終他們的心就會調轉，從這些東西轉向基督。
改革宗的觀點有點像是這樣，
如果你發現你的孩子，
一個剛剛學走路的孩子在玩火柴，
玩非常鋒利的刀子……
你不會讓他們玩這些東西，
不會認定這些事情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你會從他們手中搶走這些事情，
即使他們哭泣哀號也要這樣做，
而不是讓他們傷害自己。
所以，改革宗信仰有時變得破壞聖像，
這是因為它意識到
人並不只是簡單習慣了這些東西，
還是以一種偶像崇拜的方式使用這些事情，
這多少會讓他們養成這種永久觀念，
就是他們可以向聖徒禱告，
這就讓他們鎖死在從前天主教的認識當中。
所以，他們的做法，
是把危險的東西從他們手中拿走，
然後向他們宣講，為什麼要拿走這些東西。
自從這以來，
他們一致被當作是在敬拜中什麼都不想要的人。
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討厭敬拜，
或者想讓敬拜變得沉悶或過於平淡，
而是因為他們不想人製造偶像，
就像加爾文所說那樣，
我們的心是製造偶像的“工廠”，
要把一切事情變成偶像。
所以，把這些東西拿走，因為它們很危險，
之後再給他們真正的信仰。
藝術在教會敬拜中的角色，
這是你在整個教會歷史上
看到的一個常常提出的問題。
今天，實際上，
在最近一份大型新聞刊物的一篇文章當中，
作者哀嘆這樣一個事實，
就是你看今天的教會，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教會
正在遠離任何用藝術表現信仰的做法。
所以，華麗的地板蓋上了地毯。
他談到一些洗禮池現在裡面有泡沫，
你知道的，這種想法，
就是基督教必須是平淡無奇才能是真實……
這位作者試圖提出的觀點，
我認為值得我們基督徒今天思考，
就是並不一定要把藝術從敬拜中拿走。
我們不敬拜藝術本身，
但藝術可以幫助促進敬拜。
他說，藝術應該是既能讓人賞心悅目，
又激起我們心靈對基督的嚮往。
我認為，如果你看當今世上一些主要的大教堂，
如果你走過，例如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
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等，
你會看到這些龐大、美麗的建築物，
它們非常華麗，
但卻是這樣建成，
讓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宏偉，他的偉大，
我們在上帝的偉大面前是多麼渺小……
我在巴黎住了一年，我們上巴黎的美國教會。
如果你早上坐在聖所聽講道，
陽光透過這些彩色玻璃窗照射進來，
可以說光線沿著聖所的大廳通往講台，
光線裡投射出聖經人物，主要的聖經人物。
你也看到教會歷史上的人物。
它的作用是提醒人，
上帝通過他的子民的工作，向人類信實，
不是因為他們偉大，而是因為上帝偉大。
我認為藝術在很多方面都是機會，
讓我們表達福音之美。
福音是美好的，
我認為美好的藝術可以很好呈現福音之美。
這裡重要的區別是，
我們並不是崇拜藝術，
我們並不是在一件美麗的藝術品面前鞠躬崇拜，
但它是一種管道，是一個門戶，
帶領人進入對上帝的正確敬拜，
對上帝活潑的敬拜，
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看到他在他的福音中，
通過他的福音所做的美事，
然後我們可以回應。
而藝術有助促進這一點。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位神學家，
就是漢斯·烏爾斯·馮·巴爾塔薩，
他提出這樣一種理論，
在過去500年左右的神學論述中，
美被邊緣化了，
因此，在美被邊緣化的時候，
善和真就遭破壞，
因為所有這三樣超越之事實際上是相互牽連的。
所以巴爾塔薩的感受就是，
美被邊緣化，可能最直觀發生在敬拜中 —
但實際上在所有神學論述中都是如此 —
美被邊緣化，這導致善不再有吸引力，
真不再重要。
巴爾塔薩在他神學中的想法，
就是重新接觸美，接觸美學神學，
如果我們把美從它所經歷的邊緣化中帶回來，
再一次 — 確實把它作為一種超越之事來接受 —
善就會再次有吸引力，真就會再次變得重要。
所以，這讓我們從美學角度思考，
美學如何衝擊神學論述，
如何影響崇拜和我們所做的一切。
我相信，美起著一個重要作用。
就像巴爾塔薩說的，美其實是經歷善和真。
他從形式和輝煌的角度，
對什麼是美下了一個經典定義，
就是形式和輝煌的結合，
這讓我想起了羅伯特·韋伯一句說得很好的話，
他說美是“洞察的眼光”，我很喜歡這句話。
這觀念就是，我們所看的，我們所經歷，
然後會指引我們的洞察力，
或實際上與我們的洞察力，我們的神學洞察力，
我們對上帝的洞察力，我們對上帝是誰，
以及我們如何
變得更塑成基督樣式的感受展開互動。
所以，它有這個觀念。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美也在敬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我認為我們需要從客觀美學的角度來考慮
我們的敬拜藝術，講道，禮儀，讀經，解經，
考慮我們的建築。
如果我們在建築方面不考慮敬拜，
那是人走進教會時候的第一體驗。
如果他們一開始沒有被教會的美學感動，
那麼我們也許就失去了機會，
可以對他們的生命真正產生美學方面的衝擊。
但再說一次，
美學並不是讓他們歸向基督的原因。
它和真與善共同發揮作用，
其實這三樣都是主用來把我們帶到基督面前，
讓我們有基督樣式的方法。
伊麗莎白時期的文化
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世界對吧？
它是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集市，
它有這種神秘感。
伊麗莎白統治的時候，
是英國民族和英語真正嶄露頭角的時候。
你可以說，每一個學英語的男女小學生
都要接受這種文學標準的評判，
在這種意義上，
這是對英國文化真正推崇的看法。
英語世界並不是最後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但儘管如此，
這也是英國從一個更偏僻後方
到現在成為世界強國真正邁出的重要第一進步。
英國文化，伊麗莎白時期的文化，
它積極的方面，是它對文學的熱愛，
對書面形式美的熱愛，
對努力包容內部不同的慷慨更正教運動的熱愛。
但問題是，它的時間局限性很強。
如果我們回到伊麗莎白的年代，
我們會看到各種各樣的事情，
坦誠來說是令人窒息的。
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世界；
你仍然看到有極多的主僕、
農民和上層社會這類的事情。
有很多我們不知道，或者說我們忽略了的事情，
是有時間局限性的，
我們最終看到的，是對過去的玫瑰色看法，
伊麗莎白時代
就是其中一段這種貼上“美好時光”的時候。
我總是喜歡指出，
這是在阿斯匹林出現之前，有藥物之前，
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事情之前的年代。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走到一家當地藥店，
可以買到的藥品，
很有可能要比整個英格蘭
在伊麗莎白文化的年代擁有的藥品還要多。
這是個人用藥，
更不用說其他一些技術和醫學方面的進步了。
伊麗莎白時期文化的問題還有，
你可以為它驕傲，你可以珍惜它，
但你要模仿它的這種想法，有時候
基本上只是模仿西方歷史某一時期的特權，
而我們在21世紀知道，
全球的世界已經教導我們很多事情，
講的是信仰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
而不僅僅是在那文化中蓬勃發展。
所以，我對它的尊重一直是有分寸的，我愛它，
但這種愛也是有瑕疵的，
我也不把它當成唯一的文化標準，
規範我們如何生活，
部分原因是我們不能這樣做。
我們都有iPhone、iPad和電腦，
所有這些讓我們的世界變得非常不同的事情，
更不用說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了。
所以，我認為那是一個很好的年代，是的，
但並不是一個真正要效仿的年代，
甚至不是一個必然要效仿的年代，
而是一個更值得欣賞的年代。
加爾文和諾克斯的不同，
這是一種非常非常有趣的不同，
因為他們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多差別，
儘管你很可能
在那方面看到一些他們不完全一樣的差別。
但在這種意義上，改革宗信仰是非常廣泛的 —
他們會容許人有不同意見。
區別更多是文化方面的。
所以，加爾文在某些方面
遭到日內瓦一些人惡意對待和憎恨，
但總體上，至少在他流亡歸來之後，
加爾文從一開始就對那裡的宗教改革
發揮很大影響力。
當然，到了他生命最後的時候，
他在教會生活、教義和類似的事情上
是無可置疑的權威。
諾克斯幾乎一生都不相信，他的祖國蘇格蘭，
以及最終或多或少接納他的英格蘭這國家，
會有一天
接受像他在日內瓦等地看到的那種宗教改革。
蘇格蘭是徹底天主教的國家，
而且是由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管理，
而在英格蘭，
他是愛德華領導下的聖公會改革的一部分。
其實很多人都忘記了，
諾克斯當了五年的聖公會牧師。
他離開蘇格蘭，
就在英格蘭北部內陸邊境的地方擔任牧師。
但他流亡國外的時候，
他認定問題在於他們改革得還不夠徹底，
於是他開始呼籲，其實是大聲呼籲，
要求更快改變。
一開始人抗拒他，因為比如質疑《公禱書》，
這似乎有一點不合宜，
因為柯藍麥重新被投入監獄，
準備被處決的，正是因著《公禱書》的緣故。
所以，他們讓他在這件事上慢一點。
但是諾克斯回到蘇格蘭的時候，
另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說他是逆流而上，
他意識到那裡的宗教改革必須更全速前進，
必須更強大。
他必須像緊緊抓住公牛的角一樣牽引他們，
因為他意識到，
如果不這樣做，改革就不會發生。
所以，諾克斯的語氣自始至終幾乎總是更激進，
更衝動，更好鬥，
因為他當時的處境是被邊緣化，
落在大部分文化的外圍，
直到他生命後期，這情況才有所改變。
你可以說，加爾文說話，
很像一個在日內瓦掌舵的人，
雖然他受到挑戰，但絕不像諾克斯那樣。
因此，諾克斯並沒有太多改變改革宗神學，
而是我們可以說，他用一種更有力、
更激進的語氣為改革宗神學發聲，
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英倫三島當時的處境。
約翰·諾克斯
要比約翰·加爾文更近距離與天主教爭戰。
加爾文被迫離開法國，逃避迫害，
但他自己從未真正受到迫害。
另一方面，約翰·諾克斯卻受到迫害。
我的意思是，他曾被捕，判刑，
在法國海軍的大帆船上當划船的奴隸，
所以，他親身經歷過這種痛苦。
所以，他自己的經歷讓他更堅強，
你也可以說，更嚴厲。
當然，他曾去過英格蘭，
並在那裡發揮強大影響力，
但是瑪麗女王登基，他就被迫離開。
所以，他既是流亡者，也是政治犯，
所以他整個人的履歷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出於這原因，我們應該說，
他推翻天主教統治者的願望是更激進。
加爾文試圖說服他們。
他試圖說服法國國王接受他的神學立場。
諾克斯傾向於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只有推翻這些人，才能真正如願以償。
所以他更傾向朝這方向發展。
他與加爾文發生了那著名的爭吵，
因為他對英格蘭瑪麗女王的態度，
當時他寫了一篇反對瑪麗女王的小冊子，
標題是《反對婦女當政的第一聲號角》。
當然，你不必讀這篇小冊子，
你就可以從標題看出它的內容。
而加爾文因此感到非常震驚。
他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做法。
而加爾文最後證明是對的，
因為瑪麗死後，約翰·諾克斯想回英格蘭，
伊麗莎白女王不讓他回國。
他想知道為什麼，
寫信給她，問他是否可以回去，她說：
“你還記得
你寫的那篇反對‘婦女可怕當政’的小冊子嗎？ ”
諾克斯顯然是這樣回答的：
“啊，陛下，您是一個如此了不起的人，
我從來沒有想到您是個女人。 ”
其實這樣說是不合宜的。
但這也讓人看出他不夠細心，
我們應該說，他沒有外交能力。
我認為伊麗莎白值得稱道的是，
她決心與諾克斯為敵，
不要超過非要不可的地步。
她給了他一支軍隊，讓他去蘇格蘭，
在那裡推行宗教改革。
但諾克斯的做法總是比加爾文更好戰。
事情就是這樣。
我認為在神學方面，他們幾乎是一致的。
肯定的是，約翰·加爾文似乎更有外交藝術，
不太願意挑起政治上的怒氣等等。
其中一些這樣的事情是否更多是由於個性，
而非關乎神學，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難道不是嗎？
路德是一個比加爾文更火爆的人。
我認為約翰·諾克斯在這意義上可能更像路德，
而不是加爾文……
事實就是，你講到教會的標誌時，
約翰·諾克斯
在他的蘇格蘭教會紀律懲治冊子中，
除了把講道和正確施行聖禮之外，
還把紀律懲治、教會紀律懲治
當作教會的標誌之一。
你可以論證說，
那是不是比約翰·加爾文更極端？
我想很難在神學上大做文章。
我不想在神學方面在他們之間製造分裂，
但在把福音和聖經真理應用到他生活的環境，
他服侍的現實世界方面，
這顯然是他們認為必要的事情。
所以，
你必須把福音應用到你生活的現實世界當中，
而這不一定是和別人的生活處境一樣。
有時，按上帝的護理，
所需要的是一個有非凡力量的人，
有獨到眼光，
有決心推動一些事情發展，不顧強烈反對的人，
而我認為約翰·諾克斯就是這種人。
教會和國家的關係，這是一個大問題，
人對這問題，對歐洲不同地方宗教改革
是如何發生，如何發展都有不同看法，
這方面的遺產至今仍能看到。
在英格蘭，由於亨利八世的特殊情況，
他眾所周知的婚姻問題，
教會和國家牽手，
關係肯定比甚至在蘇格蘭和歐洲大陸的情況
密切得多。
很多人都會看到這一點，
看英格蘭和蘇格蘭國立教會接續到今天的歷史
— 儘管“國立”含義略有不同—
他們會說：“今天面對的許多問題，
都源於教會和國家這種不幸的聯姻。 ”
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
雖然我認為，在當代整個時候，
教會或國家的總體道德和世界觀
或多或少都是一樣的，
肯定在我們這年代是這樣，
但兩者已經發生了巨大分歧，
這就是當今英國國立教會出現如此騷動的原因，
因為教會和政治等等事情
是非常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認為，人看到這一點，
覺得這是一種不幸的情況。
不過，你也要認識到，
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事情，而且已經使用了一切，
有很多對福音有益的事，
是從與國家更緊密捆綁在一起的教會裡出來的。
如果上帝能使用波斯王居魯士，
以他作為自己的僕人，推進上帝的國度，
他就不會受亨利八世牽制。
回顧歷史，
你同樣可以說亨利八世是上帝的僕人，
帶來了宗教改革，雖然帶來的方式很不一樣。
因此真正的問題是，這在今天很重要嗎？
我認為答案就是，
上帝正在通過那些
仍是那些定局一部分的教會做工，
但這給那些要效忠福音的人帶來很大的難題。
另一方面，
那些已經擺脫了這些具體約束和問題的人，
也面臨著大量其他問題……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認為，
教會不能與一個世俗國家結盟。
當世俗國家說，如果你要成為教會，
你就要不承認福音，
不承認基督獨一無二的地位，
只是大體上含含糊糊有信仰，
支持現有體制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做。
如果你發現自己處在這樣的情形裡，
你會發現有極大的難處、紛爭、或許還有逼迫，
我想最終會分道揚鑣。
這就是今天的現實。
幾百年前其他地方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現在，這種情況在今天無可避免
發生在那些與國家關係非常緊密的教會裡面，
因為過去可能的事情，現在卻完全不可能了。
那麼，在所有這些情形裡，
都有基督徒、福音派信徒、相信福音的人。
我們不能因為這些身處在我們認為
是不理想的教會情形裡，就定他們的罪。
讓我告訴你，在這種情形裡的人很有可能知道，
其實情況甚至比你能想得到的更加不理想。
但是，按上帝的護理，
他的子民身處此刻的光景，
雖然你可能不會選擇這樣做這些事，
但有時候你別無選擇，只能適應。
所以，教會和國家的目的、目標和世界觀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時候，
它們其實不能和諧共存。
它們越是不同，就越難相處。
根據差不多500年前英國宗教改革發生的事，
人很難說教會和國家應該如何相處。
它們當時的情形是，
教會和國家如此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
以至於要把它們分開，就必然要摧毀國家。
所以在它們如何運作這方面，
人必須找到某種解決方法。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但實際上在英格蘭，教會和國家是有分別的。
它們並不像今天這樣分開，
但教會獨立於國家之外，管理自己的事務，
而君主，王國，
在兩種情況下都發揮不同的功能。
如果你想這樣說的話，君主是兩者之間的紐帶，
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如此。
而教會保留了自己的自主權，
保留了自己確立教義的權利，
甚至有自己的稅收制度。
當時神職人員的稅收是獨立於國家之外的。
我想，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
教訓就是教會應盡可能管理自己的事務，
但同時，它也不能脫離社會。
它不能彷彿以為社會其他部分不存在而運作。
並且它正在找辦法，
在不同的年代把這表現出來。
英國的宗教改革
在當時可以身處的情形裡盡力而為。
人現在無法複製，
但我認為這給了我們一些啟發，
明白我們必須要走怎樣的路，
我們需要有獨立而不完全分離的發展軌跡。
我們可以猜一下，清教徒為何被稱為清教徒。
“清教徒”這詞的詞根是“清，純潔”。
從伊麗莎白一世的那時候開始，
英格蘭教會內部就有了一群人，
他們並不同意教會的 “中間路線”或中間之道。
他們希望英格蘭教會有更多的純潔，
或更多的改革，
所以他們被冠以清教徒的名稱。
他們希望人來領受聖禮的時候更純潔。
在伊麗莎白統治期間，
《公禱書》的某些規定是他們特別不喜歡的。
尤其是跪著領聖禮，
這表明了人多少有迷信或羨慕的心，
類似從前的羅馬天主教會。
他們希望這些情況可以得到淨化。
他們還希望教會的紀律懲治更純潔。
達至教會純潔的一種方法，
就是確保所有是教會一份子的人都是真基督徒，
真正歸正的人，
而那些偏行己路的人，
則要通過教會紀律懲治挽回，重建信心。
英格蘭教會對教會紀律懲治不大感興趣，
所以清教徒
支持通過教會紀律懲治確保教會純潔。
但在傳講上帝話語這方面，
他們也為教會的純潔發聲。
他們會在所謂的“分別場所”裡聚會，
他們在那裡一同思想講道的經文，相互鼓勵，
有一個人講道，另一個人對講道進行批評。
而這也是一種強化他們講道恩賜的方法，
同時也確保人能純正傳講上帝的話語。
因此，在每一個方面，
清教徒都力圖淨化英國教會。
不過，隨著英王詹姆士一世掌權，
以及1604年漢普頓御前會議召開，
很明顯淨化教會的計劃不可能實現。
於是，在1604年，清教徒將目光轉向內部，
開始渴望淨化自己、他們的家庭和婚姻。
他們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精準主義者，
他們希望通過淨化自己的生命，過精準的生活。
在未能淨化教會之後，他們力圖淨化自己，
也許這就是
清教徒給我們今天留下的最寶貴遺產。
很多人把英國宗教改革
完全歸因於亨利八世和他的婚姻麻煩，
那是一種擺在眼前的問題，
但事實就是，這也是他不希望人選擇
是向英國這國家還是向教皇效忠的問題，
有人會說這給了他一條輕鬆的出路。
但英國有不少神學家，
他們看到這新的英國聖公會 — 在某些情形裡，
他們仍認為自己是那一家大公教會，
與羅馬大公教會，天主教會作對 —
現在人看到有一家教會，
從所有意圖和目的來看，就像是天主教會一樣，
只是少了一些門口的聖徒和一些其他東西……
清教徒是英國聖公會內部的一個群體，
他們決定要淨化教會。
他們想根除
他們認為是天主教會持續存在的一些弊端，
簡單來說，
他們稱為清教徒，因為他們想淨化教會。
這是一場發自聖公會內部的淨化教會運動。
清教運動在英國興起，
這是出於英國宗教改革的特殊性。
你知道的，無論發生什麼情況，
每一家教會都必須處理它生活的三個不同方面。
它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教義；
它必須有一種敬拜模式，等等，
這再次讓人團結起來；
它必須有一種紀律懲治，
確保定下的原則在實踐中得到實際貫徹執行。
此時英格蘭
確立了有一種大家都理應認同的教義，
有一個公共敬拜體系，
也是強加在每個人身上。
問題在於教會紀律懲治 — 如何訓練神職人員，
如何確保他們做他們理應做的事，
確保宗教改革的信息能傳遞到普通人身上，
實際改變人的生活。
這就是清教運動的意圖所在。
它其實不是一場教義的運動，
而是教會紀律勸誡的運動。
他們想要的，
他們想要的是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 —
能走出去向人教導聖經的傳道人和教師。
他們想把聖經送到普通人手中。
當然，他們要教育，
因為如果人不會讀書，那麼有聖經也沒有用。
就是這些事情。
他們要確保用一種負責任的方式治理教會，
人不會從教會的收入中抽一筆謀私利，等等。
所以，以這種方式對製度進行徹底改革。
讓平信徒真正更多參與到任命牧師，
對他們進行教會紀律勸誡的工作當中，
確保在整個教會當中，有你可以說的質量控制，
傳遞共同的異象，共同的信息。
他們要確保終止他們認為是錯誤的做法。
例如，有人干擾主日敬拜，
在教堂外的市場廣場上舉辦集市等等的活動，
他們希望終止這種做法，
讓人能專心敬拜上帝，
專注在教會，通過教會學習。
所以，這其實是一場運動，
目的是提高教會內敬拜和教義的標準，
教導人成為負責任的教會成員，
可以說是向普通人傳福音。
這一直是他們的重點。
他們說的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們想派牧師去到他們所說的“黑暗的地極”，
因為他們意識到有一些地方，
是信息其實還沒有傳到那裡的，
他們決心在教會的框架之內，讓人人參與，
徹底改革整個國家。
查理一世
聽從他任命的大主教威廉·勞德的建議行事，
認為英格蘭國內
並沒有足夠嚴格遵守現有的《公禱書》。
在查理的父親統治下 —
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和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 —
清教徒的牧師相當大的自由度，
只要他們使用《公禱書》，並在大體上遵守，
他們就有自由進行他們的清教徒事工。
但查理繼承他的父親登基後，
及時任命了一位新的大主教威廉·勞德，
走向了一個可以用一個詞形容的方向，
這詞就是“徹底”。
要“徹底”遵守《公禱書》的要求，
這意味著要精確遵行對敬拜的規定。
這意味著嚴格遵守聖公會牧師的著裝規定。
查理本人有非常強烈的傾向，
支持我們所說的禮儀主義，
但威廉·勞德卻加速了這傾向，
他反清教徒、反加爾文主義，
也是我們所說的“儀式主義”更正教徒。
他是一個更正教徒，
但卻是個非常嚴格的禮儀主義者。
所以對英國清教徒來說，查理的統治
成了壓迫的時期。
不僅有這種嚴格要求，要人更完全遵從，
而且對神學方面相信阿民念主義的人
又表現出寬容，
這在前任大主教，
或查理的父親詹姆斯手下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
他們在禮儀和神學層面都有理由感到不安。
但查理和威廉·勞德的這些努力
也擴展到了蘇格蘭。
查理是這兩個國家的國王，
作為國家元首和教會名義上的首腦，
他顯然有自己的主張，
他對兩國的教會都有優先權。
但嚴格來說，威廉·勞德
在英格蘭之外沒有任何管轄權，
這顯然是他干涉的舉動，
在1637年為蘇格蘭寫了一本祈禱書，
一本禮拜書，
如果採納，
就會實際取代自約翰·諾克斯那時以來
一直存在的《公用禮儀書》。
所以，1637年，
查理把這本書強加給教會的時候，
蘇格蘭爆發了強烈爭議。
我們可以說有大量抵制，
最終因有反對，
引入這本祈禱書的這件事不得不擱置下來。
但英格蘭和蘇格蘭都受到英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
堅定不移努力帶來的壓力，
他們要引入一種對禮儀標準的嚴格遵從，
超越以往存在的任何程度。
查理這樣做，就激起反對，
最終使他的統治走向終結。
從某種意義上，威斯敏斯特大會
實現了清教徒理想、清教徒夢想。
它試圖規範教會生活，
把英格蘭、 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教會聯合起來，
形成共同的改革宗基督教信仰。
威斯敏斯特大會嘗試做的事情，
就是建立一個教義框架，
這框架當然就是威斯敏斯特信公認信條，
一種現在還存在的敬拜模式，
一種我們熟知的，大要理問答
和小要理問答包含的基督教教導模式，
基本上是試圖確保這在全教會得到推廣。
難處在於主持威斯敏斯特大會的，
基本上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長老會人士”，
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教會，
牧師要彼此負責，負責任有共同的權柄，
可以執行教會紀律勸誡。
問題是，支持清教徒事業的軍隊
是由我們今天所說的“獨立派”領導。
他們認為每一家教會、
每一個人都應該自己決定，
他們要有什麼樣的教會紀律勸誡，
在什麼樣的教會生活。
軍隊當然是唯一能真正強加大會決議的人。
因此到最後，清教運動內部出現分裂 —
威斯敏斯特大會提倡更集中、更有組織，
或所說的“長老會”制度，
而奧利弗·克倫威爾領導的軍隊
在方向上則更鬆散、更寬容，你可以這樣說 —
克倫威爾準備容忍貴格會的人和所有類似的人，
而威斯敏斯特大會並不打算這樣做。
因此出現了分裂，最終，整件事分崩離析。
但最後，獨立派的實驗，克倫威爾的實驗，
因無法實施而終止，
威斯敏斯特議會的決定，
當然卻非常有不折不撓的活力。
你可以說，這些決定構成了17世紀後期激進、
合理激進的清教運動的基礎，
實際上成為今天長老會傳統的基礎。
當然在蘇格蘭，它的決定成為國教的決定。
所以，它在這方面產生了非常持久的影響。
威斯敏斯特大會
在1640年代，歷經數年開了一系列會議，
改革英國教會的神學，
蘇格蘭教會也有參與。
來自英國教會的不同團體代表參加了大會，
他們制定了五份文件，
其中兩份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響。
這五份文件是一份公共崇拜指引，
一份教會治理指引，
然後是更有名的三份文件，
《威斯敏斯特公認信條》、
《大要理問答》和《小要理問答》。
《威斯敏斯特公認信條》
和《小要理問答》這兩份文件，
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宗教改革的繼承者當中
仍發揮著很大影響力。
事實上，《威斯敏斯特公認信條》成了浸信會、
長老會和公理會信徒一些公認信條的基礎。
因此，我們在一些不同宗派的公認信條當中，
還聽到這份文件在我們這時代發出的迴響。
《小要理問答》繼續發揮影響力，
因為它如此簡明、如此精闢、如此精確，
是父母教導子女信仰，牧師教導會眾信仰，
甚至培訓長老和執事的絕佳方法。
所以，直到今日它仍是一種上佳的教學工具。
英格蘭處決查理一世，
這是其中一件分水嶺性質的大事。
我想今天很多人很輕易就把它看成是一件好事。
但再一次，我認為你必須去看事到如今的發展。
所以在現代世界，如果一位總統，或一位議員，
或一位政府首腦做了真是非法，真是錯誤的事，
如果他們被捕，並且像其他公民一樣依法處理，
我們很多人都會拍掌稱快。
政府，政府領導人和社會一般階層的人一樣，
要遵守同樣標準，
這其實是18世紀後期才出現的一種觀點。
你可以說，
處決查理一世是這樣做的第一次嘗試，
因為他們要追究他犯了叛國，
濫權和破壞英格蘭的罪，
在這次處決查理之前，
人認為追究一位君主犯了叛國罪，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他們認為君主死後
要向上帝交賬，唯獨向上帝交賬，
但如果要砍國王的頭，讓他向法律負責，
人做的事情就是煽動叛亂，
把一切引向混亂的結局，那要變成暴民統治。
所以，我認為在實際層面上，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們做的事，
就是他們說國王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
所以，在這種意義上，這是一件好事。
問題是，
因為這是第一次做這樣的事，這是第一次，
它有一絲意味，感覺背後有一點激進。
我的意思是，看到羅馬書13章，
聖經關於順從君王、敬畏王的命令，
很難只是簡單、輕描淡寫說接受。
但另一方面，他們要說明的，
就是國王是在法律之下，
而不是凌駕於法律之上，
就此而言，
在現代世界，我們幾乎普遍會說這是一件好事。
不過，很難說砍一個人的頭，這是一件好事，
但你可能會說，
如果你看到國王篡位，分裂社會，
企圖毀滅社會，
那麼把他處死，
這就是他們在那個年代對任何人都會做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層面上，他們認為這很有道理。
但它在當時是如此激進，
大多數歐洲的人都很震驚，
英格蘭居然會採取行動處決國王；
逮捕他，與他開戰，這已經夠糟的了，
但現在要按叛國罪處決他，
這就是完全不合適。
這是一件新事。
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掌權者要服在法律之下。
查理認為，他作王是天賦神權，
他只需要為他的行為向上帝負責。
當議會、軍隊和這樣的人
譴責他、批評他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拒絕承認他們對他有任何管轄權；
他認為從一開始這就是一種非法行動。
所以，當然，你知道，在他看來，
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指的是，直到死，到最後他都相信，
他是對的，攻擊他的人是錯的。
這是他的觀點。
當然，定他罪的人看法完全不同。
他們認為，
你可以把國王稱為是國家的“首席執行官”，
他並不凌駕於法律之上，
他和其他人一樣，都要受法律約束。
當然，在他們眼中，你看，發生的事情就是，
有很多次，
查理向軍隊、國會、清教徒許諾了一些事，
然後一有機會就反悔。
如果他有機會不信守承諾，他都沒有信守。
所以，他們說：“好吧，我們不能相信這人，
如果我們不盯著他，他就會做完全相反的事，
他已經這樣做好幾次了。
我們完全無法容忍這樣的事情。 ”
於是，他們定他為有罪，因為他們說：
“他觸犯了法律，他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他也沒有準備好與體制合作。 ”
當然，在那時候，處決是正常的事情。
人那樣做。所以，他被處決。
很明顯，結果是製造了一個殉道者。
直到今天，英格蘭還有一些教堂，
名字叫烈士查理王教堂，
有這樣一種崇拜 —
雖然是很小的崇拜，但它存在 —
對查理王的崇拜。
這是非常不幸的情況，因為我認為，
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大多數客觀的人都會說，
查理肯定是有史以來統治英格蘭最愚蠢的人。
我的意思是，他就是一個豬頭，
看不到自己政策的局限性。
他臨死都沒有意識到，
或者說不能接受他自己立場的局限性。
那麼，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威斯敏斯特大會
在英國內戰到了一半的時候召開。
第一，蘇格蘭人認為，
如果他們能俘獲查理一世，
這就可以把議會製或長老會的治理形式
帶到英格蘭和蘇格蘭。
那失敗了，
但他們還是抓住了他，把他囚禁起來。
但是，人怎樣才能把這種治理形式施行出來呢？
所以，
因為發生的這一切社會變革和所有的動盪情況，
把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
團結在一起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
再說一次，
整件事就是把教會召聚在一種治理之下。
所以，在上帝的護理之下，時機安排得很好，
雖然人未能攔阻住查理王，
然後是王位回到英格蘭。
但就著把他們聚集起來，
把兩個教會聚集在同一種治理之下，
這時機是對的。
在英國內戰期間，
對立雙方實際上是國會對國王和王室軍隊。
國會尋求蘇格蘭人的幫助和支援，
這就和國王產生了更大分歧。
而所說的長期國會召開，
就是因為他們拒絕離開，
即使國王命令他們解散回家。
正是長期國會召集了威斯敏斯特大會，
就宗教問題向他們提供建議。
這又是雙方原來問題的一部分。
於是，他們召集這些神學家，召開這次會議，
實際上是要就宗教事務、崇拜、教會治理
等等問題向國會提出製訂的文獻和建議。
英國內戰正在進行。
國王和國會開戰，
而國會的會期很長，被稱為“長期國會”。
人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
部分是由於奧利弗·克倫威爾組建，
由浸信會、貴格會和第五王朝派的人
組成的新模範軍取得成功，
問題就是英國教會今後要有怎樣的形態？
國會，其實英國教會也有幾派人，
他們希望對教會的未來發表意見。
有伊拉斯派，
他們認同教會和國家要強大聯合起來，
與已經存在的主教制教會架構非常相似，
主教在上議院有席位。
另一方面，有獨立派或公理派，
他們對教會與國家的這種聯合非常心懷疑慮，
希望把權力還給人民，
人民在基督之下聚集起來管理自己的事務，
這當然是由國家確立，
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於國家控制。
還有長老會這一派，
他們其實是介乎埃拉斯派和獨立派之間，
希望有一家確立的教會，
在處理教會事務方面與國家保持足夠遠的距離，
但又有足夠的影響力，能對國家事務發聲。
最終是在會議上佔大多數的長老會這一派，
還有在很大程度上
支持長老會目標的國會佔了上風。
他們召開會議，不僅要規劃前進的道路，
而且至少在一開始，
是要修訂《三十九條信綱》，
作為這新的教會前進的道路。
在對《三十九條信綱》進行了幾周修改之後，
長老會的人尤其清楚地意識到，
這份文件是不夠的。
於是，他們把《三十九條信綱》擱置在一邊，
開始寫一份新的信仰告白，
以及新的公共崇拜指引和新的教會治理形式。
他們所寫的公認信條，
就是《威斯敏斯特公認信條》，
其實並沒有被國會採納。
於是，在英國內戰衝突和國會召開這件事上，
人作出了教會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偉大貢獻，
就是製訂了
全世界改革宗和長老會基督徒的教義標準。
查理二世拒絕接受
威斯敏斯特標準和這次大會的所有文件，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這些人砍了他爸爸的頭。
查理一世 — 查理二世的父親 —
還有國會之間的鬥爭，
就是我們所知的英國內戰，
催生了威斯敏斯特會議。
當威斯敏斯特大會的人，當國會的人贏了，
在他們俘虜了國王之後，
他們召集一次會議來改革教會，
就像文件說的那樣，
向政府提出威斯敏斯特大會的建議，
因為從亨利八世一直到現在，
政府還在掌管教會。
但是，共和國失敗的時候，
人又請回了查理二世，
這就是威斯敏斯特標準遭拒絕的原因，
這些標準可謂是身處一種無人區，
沒有得到英格蘭的文化、英國的教會接受。
事實上，北美的教會
總是比它們原籍所在國更接受這些文件，
這對任何其他教義文件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原因是查理上台後，他就壓制和推翻了
在共和國時期提出這些標準的清教徒運動。
所以在很多方面，
威斯敏斯特標準成為反叛的代名詞或像徵。
至少在國王眼中，它成了一個像徵，
“這就是那些發動戰爭的人追求的一切，
這就是他們的神學。 ”
所以，你看到有了像傳道許可證這樣的事情 —
除非你有聖公會主教簽發的許可證，
否則你根本就不能講道。
這就是像約翰·班揚這樣的人
要在監獄呆很多年的原因，
因為他們反抗這一點，他們抗議這一點。
但查理登基，他說：“你知道嗎？
問題在於清教徒和清教神學本身。 ”
就是在這期間 — 難怪 — 在那稍微之前的時候，
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來到新大陸；
他們覺得他們在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之間
那短期內製訂的標準和實現的改革，
現在已經被拋棄，
所以查理二世想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是偏離普遍的更正教運動…
查理二世和他的兒子詹姆斯二世
實際上惹了很多麻煩，
因為他們開闢了一條道路，不僅離開清教運動，
實際上還是偏離了普遍的更正教運動，
他們最終失去了他們整個王朝的寶座。
而歐洲大陸奧蘭治家族的威廉和瑪麗
將會來到英國，展開光榮革命，接管王權。
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位理想的國會議員。
事實上，如果你今天去倫敦的國會，
門前有他騎馬的大型雕像。
他在很多方面
都是保護國會不受國王侵犯的象徵。
當然，後來在更現代的英國政治中，
這是一件好事。
現在國會，還有英國政府主要是由國會管理。
它不再由國王或女王純粹的心血來潮來管理。
克倫威爾基本上形成一種堅定信念 —
事實上，
這對英國來說是相當驚人的新生事物 —
那就是可以要求國王或王后依法行事。
要知道，在這之前，
人認為國王或女王王后如果做錯了，
或他們是邪惡，他們只是要在死後向上帝交賬，
人相信這種類的事情。
但克倫威爾決定，其他人支持他，
就是實際上，政府官員， 特別是國王或女王，
是可以被追責的。
比如，如果他們破壞政府或摧毀聯邦，
他們可以被追究犯了叛國罪。
他有了這種觀念，
就是共和製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
一位經選舉產生，
可以說是在平等之人當中居首的領導人，
就像“護國公”，這是他的頭銜。
而他拒絕國王的頭銜，就是出於這原因。
但有這種觀念，就是通過國會，
人民的聲音可以與國王相聯一致 —
是的，也許是這樣 —
但克倫威爾相當確信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做的事情，
就是他希望有一個新政府，重新開始，
擺脫君主制，
並回到美國人理解，
所說的政府是“民治，民享”的這種觀念。
但他的立場是，國會應該是主要的機關，
主要的中心功能，聆聽人民的聲音。
實際上管理政府的仍是少數人的聲音，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民主，
但他希望這是一個共和國。
所以，克倫威爾認為自己是一個新式領導人，
要掌管政府，是的，但不像國王，
他自己也要在法律約束下前進。
不幸的是，這是英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失敗。
坦白來說，它只是在他在生時延續，
很有可能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
在他身後，他那可憐的兒子不得不接班，
卻不是他父親那種人，
最後共和國開始陷入混亂，
所以，最終他們邀請查理二世回來恢復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