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很有可能
是整個中世紀初最重要的政治領袖，
也許是西方整個中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領袖。
他確實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
非常難定性的描寫。
他是一個真正幫助穩固歐洲，
統一大部分歐洲的人。
有時這是通過戰爭實現，
但其他時候是更加和平的手段。
對許多研究教會歷史的人來說，
查理曼最出名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他真正帶入基督教國的世界，
把教會和國家連在一起。
當然，他很出名的地方，
是主後800年教皇給他加冕，他成為皇帝，
因此你看到，
在查理曼的時候，教會和國家連在一起。
但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關於查理曼的事情，
就是他引入了在他當時文化和學術的全然更新，
這被稱為卡洛林文藝復興，
而他是這時候卡洛林帝國的領袖，
所以這稱為卡洛林文藝復興，
或卡洛林文化重生。
這是學術研究和教育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
這發生在他的帝國，那是在歐洲中部，
現代的法國和德國這些地方。
他所做的，就是讓修道士更有文化，
他讓修道士學習拉丁文。
因此，這時候的修道士成了更有文化的人，
他們能讀拉丁文聖經，他們能讀懂教父的著作，
閱讀他們用拉丁文寫的著作，
他們能變得有更高教育水平。
結果他們成了受教育階層。
因此，這整個階層，整個群體的修道士，
成了在全歐洲受過教育的階層，
不僅真正提升了修道運動，
還提升了整個歐洲基督教信仰的地位。
你看到，查理曼在教會進行了一些改革，
你看到了對文化作出的一些不同貢獻。
他改變了人用拉丁文書寫的方式。
有了卡洛林小草書體 ，或小寫字母，
空格和標點符號，
像這些從前沒有的事情，現在都有了。
所以在查理曼這時候，
讀書、寫字和溝通變得容易得多。
他也引入了一些禮儀方面的改革，
對中世紀初的音樂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穆罕默德於632年去世後，只是過了幾十年，
我們就看到
穆斯林推進到從前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
比如像埃及，一直去到摩洛哥。
這些地方的人一直是基督徒，
有好幾個世紀時間，
一開始，穆斯林來的時候，
並沒有太多人歸信伊斯蘭教……
部分原因在於穆斯林只向非穆斯林徵稅，
因此這反倒不利於穆斯林征服者
讓人歸信伊斯蘭教……
實際上在像埃及這樣的地方，
經過了多個世紀基督徒才歸信伊斯蘭教。
但隨著伊斯蘭教在北非擴展，
它就進入了西班牙，
這其實是其中第一次讓基督徒開始看到，
或許他們不會成為
在每一個地區都佔大多數的人口。
伊斯蘭教進入西班牙的
其中一個讓人驚奇的結果，
就是這是基督徒、
穆斯林和猶太人關係興旺的時候，
基督徒有好幾百年的時間不再是大多數了。
有時候我們以為封建制度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
但實際上它一直追溯到基督教之前的羅馬帝國。
也許後來它有了新的形式，
但貫穿羅馬帝國，
人已經可以看到地主擁有大片地產 —
有時候他們並不住在這地產附近的地方，
有時他們住在城市 —
但擁有大片地產的地主，
有佃農或農奴在這些土地上勞動，
土地屬於地主。
如果佃農沒有按地主要求生產，
就可能會從土地上被驅逐出去。
至於農產品，地主要得到其中很大一部分。
因此實際上，封建制度並不是源於中世紀歐洲，
它在羅馬帝國已經存在。
十字軍東征的主要目標，就是奪回聖地。
聖地對歷史這一時期的三種不同宗教來說
都是神聖的。
當然，基督徒看它是聖地，
穆斯林看它是聖地，
猶太人也把它看作是聖地。
因此，一旦穆斯林在12世紀進來後，
在一種意義上，聖地就需要得解放，
好讓基督徒可以繼續去到聖地朝聖。
這就是下到那裡，
把它奪回的其中一個主要動力。
不幸的是，人有許多混雜的動機，
人最終下到聖地，
大多數人有軍人背景，
然後成千上萬的窮人覺得，
這是朝聖的大好時機。
因此，在一種意義上，下去把它奪回，
讓它歸回基督教的這簡單觀念完全適得其反。
我認為今天的基督徒
應當非常小心評價十字軍東征……
認識到這是非常複雜的一系列事件，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發生，
在一種意義上，我們是從事件當中
兩個競爭的參與方了解這故事，
這就要讓我們多少變得謹慎。
一方面，自從啟蒙運動以來，甚至在這之前，
答案特別是自從啟蒙運動以來，
西方大部分接受的故事，
我認為很有可能在很重要的方面是誤導人的。
現在故事傾向就是，
你知道的，教會是搶奪土地，西方搶奪土地，
要征服，要征服巴勒斯坦，中東。
我認為這故事更複雜。
更近期的一些學術研究已經提出這一點，
實際上十字軍東征在很重要的方面
是回應伊斯蘭入侵，
那種軍事上的入侵。
這故事的這一部分有時被省略掉了。
有疑議的還有，我們對軍事東征整件事的認識，
不是從我們自己的作家，
我們自己的脈絡中解到的，
而實際上是效法伊斯蘭。
這並不是為東征辯護，
但如果你要朝聖，
你再給它加上一種軍事層面，
你就看到有十字軍的東征，
如果你把侵略性的軍事伊斯蘭或伊斯蘭擴張，
土耳其的擴張和類似事情帶來的長期威脅因素
一併考慮的話，
十字軍東征就成了更為複雜的故事，
我們應當嘗試講這故事的時候，
也許要比我們有時的情形更稍微多一點同情心。
今天基督徒看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他們應當意識到一個重要原則。
十字軍東征發生在中世紀，
與第七世紀伊斯蘭入侵相比，
兩者有一種本質和根本上的差別。
十字軍東征和伊斯蘭入侵都是由人完成的，
這意味著十字軍東征是由基督徒進行，
伊斯蘭入侵是由穆斯林進行。
但這方面根本的差別，
就是基督徒進行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他們和穆斯林不一樣，他們是帶著自私的動機，
忽略了聖經的教導 — 意思就是，
我們的聖經並沒有呼籲基督徒
去做十字軍東征這樣的事情。
經院學派是一種運動，
或教育和神學方面的一種學習進路，
它生在12和13世紀及後來的時候。
我要說的是，
經院學派來自這種觀念，就是院校在發展，
我們由此有了“經院學派”這說法。
這些院校在12和13世紀發展興起。
大學，像巴黎大學，波洛尼亞大學和牛津大學
在這時候興起。
這些大學是從教堂學校出來的，
修道士在城市和教堂的教堂學校接受訓練，
當時這種教育開始與教堂分開，
成為我們今天所知的“大學”。
因此這種教育模式
其實是一種獨特的學術研究和神學研究方法。
因此，你在經院學派中看到的是一場運動，
看到在神學研究中更多使用理性，
經常把理性應用到神學研究當中；
使用某些邏輯進路，
努力經常了解理性和啟示之間的和諧關係。
你也在經院學派當中看到，
就連不多使用哲學的人，
像倫巴第人彼得（Peter Lombard）這樣的人，
他仍嘗試和諧參照過去寫作的不同人的作品，
所以他努力和諧參照教父的作品。
因此，他非常關注
在他的神學當中做到確切、清晰和精確，
這樣的事情肯定可以在今天教導我們
語言要精準，
我們討論事情，我們進行神學研究要準確，
而不是漫不經心和輕率。
他們實際上相當精準，
因此，有時候我們可能認為，
經院學派的人太過與生活隔絕，太“高高在上”，
就像我們今天說的，在像牙塔里，
但他們其實是嘗試表明，
整個基督教傳統是延續的，
他們強烈嘗試做到語言精準，
在教會當中
討論上帝和基督徒人生的時候要準確。
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對今天的更正教基督徒來說，
是很有價值的一本書，原因有幾方面。
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是西方教會
在13世紀說了什麼的極佳典範。
阿奎那刻意把已經發生的每一樣事情，
確實是在他之前，他認為是信仰正統的人
教導的每一件事綜合起來。
因此，在一個方面，這是一幅宏偉的畫面，
描繪之前已經發生的一切，是對這一切的綜合。
因此，這是一個學習機會，
因此我們應當讀阿奎那的作品，
看他是和我們同為基督徒的，是一位教師，
我們仍可以恭敬向他學習。
他非常清楚，非常坦白，非常有思想。
你其實是在看一位大師級的教師
對學生解釋事情，
這一切都在這一份巨著當中為我們記載下來了。
這也是一個機會，讓人看到13世紀的西方教會，
或看它在哪些方面已經犯了錯誤，
我們可以在哪些方面吸取經驗教訓。
我們可以了解阿奎那研究中認定的設想，
從這些設想的動力中學習。
他認定，我們只有是真正內在稱義的時候，
上帝才會說我們是“稱義”了。
我們看到他採納的某些哲學認定設想的動力，
這幾乎要求他得出這結論。
因此，學會批評這一點，在他身上看到這一點，
這讓我們也能看到我們自己身上的這種情況，
我們先前擁有的哲學立場可能在影響著我們。
因此我認為，
我們不應不加批判地讀阿奎那的作品，
我認為，我們不應像一些人建議那樣，
讀阿奎那的作品，
把他看作是一種更正教原型那樣的人，
因為情況肯定並非如此。
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應該讀阿奎那的書，
我們應當欣賞著讀他的作品，
看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師，
非常清楚解釋例如揀选和遺棄的教義。
在基督教會歷史上
極少有教師能像阿奎那一樣清楚闡述這些問題。
更正教人士
通常不喜歡讀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因為他是天主教，
我們有一點點厭惡這種類型的作品。
但我認為《神學大全》
甚至對我們今天的更正教人士也極其有價值。
我這麼說是有幾個原因的。第一，
如果你要了解一些經典的天主教思想源於何處，
阿奎那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地方。
第二，阿奎那窮盡涵蓋一切。
他寫作論述某樣事情的時候，
實際上是把那話題和那概念的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隱藏方面都刨根問底，
非常徹底加以研究。
最後，我只要說在方法論方面，
人要花一點時間才能了解阿奎那的方法，
他是如何寫作，
但一旦你確實了解了他的方法，
你就在方面就有了一種模式，
如何思想，如何看待不同的問題。
他一開始就定好一個具體的範疇，比如說上帝。
他要把這話題分成不同的小話題 —
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工作，
諸如此類 —
對這些小話題的每一樣，他會問一系列問題，
這些問題是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的。
上帝存在嗎？是還是不是？
他要給你一個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他總是從反對他的人的立場開始講。
他會告訴你，
人提出來說上帝不存在的原因和論證是什麼，
然後他會說：“相反，”然後引用某位專家的話。
就在此時，你看到一些跡象，這就是他的立場。
然後他會說：“我這樣回答，”
然後繼續解釋他確實認為上帝存在的理由。
然後他回到反對他的人否認上帝存在的理由，
表明這些理由為何站不住腳。
所以你在阿奎那的作品當中
看不到任何快快一筆帶過的事情。
你看到的是一種非常非常徹底的想法，
可以幫助教導你如何全面思想不同的問題，
我已經發現，
對於我這樣一位哲學家和神學家來說，
這有極大價值。
教皇博義八世
大約在1300年代開始的時候擔任教皇。
他發表了一份聲明，
標題是Unum Sanctum —《一聖教諭》。
他在當中論證說，
教會優於國家，在國家之上；
這種張力貫穿中世紀時期，
直到拿破崙·巴拿巴的時候才得以解決。
因此，這文件具體說的是，
只有一位真正的教師，
只有一位是我們必須服從的，
我們必須親吻他的腳，
這就是教會，指的就是博義八世。
因此，博義關於這獨一無二權威的極端立場，
並不能與菲利普好好共存。
博義八世這一位教皇宣稱，
作為教皇，他擁有終極權威，
不僅在宗教，甚至在政治方面，
不僅在歐洲每一個人，
而且在每一個人之上都是如此……
但你可以想像，
他是對君王和諸侯說這番話的，
這些人有他們自己的權利，有一些勢力，
因此註定會有衝突。
其中一個最突出的衝突，
就是他和法國菲利普四世之間的衝突。
菲利普要開始向神職人員徵稅，
因為他們很有錢，
博義說：
“不，沒有我的批准，你不能向神職人員徵稅，
因為我是在你之上的主。 ”
這引發了大量衝突，發生的一些戰爭與這有關。
但最終發生的事，
其實我認為是對宗教改革來說意義重大的事，
就是博義宣稱教會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權威，
我認為這就為某種濫權鋪路，這濫權發展，
到了宗教改革的時候，成了濫權的火藥桶，
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引發了宗教改革。
因此，他企圖控制每一樣事情，
我認為這實際上導致了完全相反的情形，
宗教改革
成了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掙脫這些枷鎖的途徑。
文藝復興是15和16世紀的理性和文化運動。
它實際上是複古，
人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產生了濃厚興趣。
因此，貫穿中世紀，人其實有一種想法 —
因此從1200年代一直到1400年代後期 —
人認為有一種迷霧籠罩著中世紀時期，
有一種經院學派的神學。
經院學派是一種方法，
把神學組織起來，把哲學組織起來。
就是這種觀念，即我們要回到源頭。
因此有這說法，ad fontes，就是“回到源頭”，
我們需要回頭去聽，
不僅是初期教會，而且還是早期哲學家，
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他們要有什麼話說。
因此，人們其實有這種信念，
就是有這種迷霧，我們需要穿過這迷霧，
回到古代的希臘和羅馬，
去聽他們對人，對生活，對宗教有什麼話要說。
文藝復興的本質就是營造出大學體系。
大學體系和當時的教會相反，
和修道院的訓練相反，
強調的是回歸源頭和背景。
換一句話說，人是在說：
“我要相信那真實的，
但我要看見這事，我要研究這事。 ”
因此，
在最終建立的大學體系之內，人文主義誕生了，
因為當我們的宣教士
對西班牙的猶太人和摩爾人展開互動的時候，
他們發現自己已經發現了亞里士多德，
就是理性的護教推理，是我們之前沒有的。
所以，文藝復興產生了兩種運動。
它在北部歐洲生出了偉大的宗教改革，
而在南部歐洲生出了啟蒙運動，
這些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因為北歐的人在探求他們本源的時候，
回到他們文化早期的開始，
基督教信仰的早期開端，
但南歐的人，
他們超越了第一世紀，去到希臘-羅馬文化，
產生了更多我們稱之為世俗主義的事情。
中世紀後期的人文主義文化運動
實際上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
這場運動在學者當中興起，
特別始於我們所說的
中世紀後期的經院學派運動。
人在修道院裡討論哲學和神學問題，
但是是用批判性思維進行討論。
他們從有神論的觀點討論這些事情，
從上帝在這世界動工，人生的意義，
在世界上運用理性的角度討論問題……
有整整一群人參與其中：
伊拉斯謨，路德是當中一部分，
加爾文成為當中一部分，丁道爾，
後來聞名的宗教改革領袖，
憲政改革領袖中的很多人，
都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
這是學者的古典主義運動，他們查考古代文學，
但深入涉獵現代哲學和人生哲學，宇宙哲學，
使他們能明白人生意義，
宇宙間上帝和人關係的哲學。
這形成了一種文化運動，
主要在南部歐洲，意大利，德國發生，
但興盛後，
進而進入英格蘭和蘇格蘭，還有其他地方。
在中世紀後期，文藝復興年代有一場運動，
它稱為經院學派運動，
後來另一場運動稱為人文主義運動。
人文運動實際上是非常理性的運動，
非常以宗教為基礎，
努力促進修辭法，努力促進理性探求，
實際上倡導回歸經典的古代文學。
Ad fontes ，
“回到源頭”，或回到原初，這是他們的口號，
這在宗教改革早期證明對人有極大幫助，
人得到鼓勵回歸原來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文本，
離開拉丁文聖經武加大譯本。
我認為這對宗教改革後來發生的事
產生了很明顯的衝擊。
我們稱為中世紀後期的文化人文主義，
是嘗試借用古代，
就是藉用古希臘和羅馬年代說話和寫作的模式，
人們看這些
是優於中世紀後期說話和寫作的模式。
這一時期的人相信他們生活在衰退的年代，
他們變得相信
古代世界樣樣事情都比他們自己的年代要好。
因此，最好奇探求這種知識的人，
實際上是在商界的人。
他們要能寫法律文件，公函，提單，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商業文書”。
他們要用盡可能最好的風格書寫。
他們開始因為這樣做而賺錢，
這些人因為商界已經如此成功，
就能用他們大量的利潤贊助藝術作品，
繪畫，雕塑，等等。
所以這是效法古代的演講和寫作風格。
這有宗教性嗎？還是沒有宗教性？
我會說原本是中性的。
是中性的，其實是和風格有關。
此時人也模仿古代其他事情，
包括建築風格 — 圓柱和上楣。
這涉及模仿古代藝術，特別是雕塑。
但這當中沒有任何我們可以稱為
是以人為中心的。
它只是模仿很久以前更好的風格。
文化人文主義和現代世俗人文主義很不一樣。
我最近從英國回來，
我發現在那裡有讓人震驚的事情 —
更多的人是在所謂的“人文主義”牧師，
而不是基督教牧師的證婚下結婚。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人雖然要結婚，
卻明確要在結婚的時候不提任何關於上帝，
或上帝在創造世界的時候設立婚姻的事情。
所以，現代的世俗人文主義
是反上帝和反有神論的。
用“人文主義”這同一個詞來描寫這兩場運動，
這確實是一件羞辱的事情。
今天的世俗人文主義
沒有了一種對生命的有神論認識 —
即和創造主有關的人生，
我們斷言上帝是誰，
我們認識到上帝在人類生活當中的重要意義。
你知道的，現在的世俗人文主義
是一場出於17和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一種運動，
偏離了有神論，
在某些情形裡接受了無神論，
大大進入我們現在所說的世俗生活。
因此，今天的人文主義
和我們當時所說的中世紀後期基督教人文主義
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英格蘭的羅拉德派是約翰·威克里夫的門徒。
威克里夫在盧特沃去世後，他們重拾他的使命，
用本國的言語傳講上帝的道，
通過講道
延續把上帝的話語翻譯給上帝百姓的這使命。
但他們也是那些
試圖把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分開的人。
有人認為“羅拉德”一詞的意思是
“說話咕噥的人”，
但“羅拉德”這一個詞也可能出自於古英文單詞，
意思是“糠秕”，
就像馬太福音13章的麥子和糠秕。
這表明羅拉德派想辦法要把麥子和糠秕分開，
把那些是上帝真兒女的人
和那些是虛假認信的人分開。
因此，他們在事工中努力通過教導上帝的道，
在教會實施教會紀律懲治來潔淨教會。
他們是16和17世紀清教徒重要的先鋒。
羅拉德派是威克里夫的繼承人，
他們的名字源自這事實，
就是他們常常是非常由平信徒驅動的事奉，
他們沒有受過優良教育，
他們不會是像威克里夫那樣上過牛津大學的人。
他們可能沒有受過訓練，我們會這樣說他們。
但因為這一點，
他們會被人取笑，說他們是鄉巴佬，
或某種在文化落後地方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啦啦啦”是一種說法，就是他們“巴啦巴啦”，
按現代的說法，他們講很多傻話。
他們受到威克里夫翻譯的驅動，
他們是這場被迫轉入地下的教會改革
很重要的一部分，
貫穿英格蘭不同地方都有羅拉德派運動。
說這是一場運動，這很有可能不夠準確，
因為他們沒有組織，
他們是一系列我們所說的家庭教會或細胞教會，
細胞群體這種類型的群體。
但是他們在 14世紀延續威克里夫的工作，
一直到宗教改革。
當安立甘會宗教改革開始的時候，
在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仍有羅拉德派。
再說一次，他們是平信徒，
他們並不是要追求教育。
他們是避免天主教會的架構。
但是有清楚的證據，
羅拉德派的人來加入宗教改革，
因為他們發現，
宗教改革是從他們遠自威克里夫那時候以來
一直持續事奉的結果。
所以我們對他們的認識實際上並不多。
因為他們如此轉入地下，就不存在大量證據。
他們沒有寫很多書，他們也不能寫。
但我們知道他們的譜系，
因為他們堅忍下來，我們看到他們再次出現。
幾乎就像愛爾蘭傳說中的那小精靈，
他們在16世紀再次出現。
他們看宗教改革，如同它是
他們起來反對天主教會聖經觀的又一次成果。
洛倫佐·瓦拉是一個令人著迷，
幾乎沒有人知曉的人，
他對宗教改革產生了巨大衝擊。
他是一位學者，
專長是語言學和古代文獻，
他證明
一份名為《君士坦丁贈禮》的文獻是偽作。
人宣稱《君士坦丁贈禮》講的是
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整個西部帝國，
基本上就是歐洲贈給了羅馬天主教會。
教會使用這份文件，
有好幾個世紀宣稱自己在所有民事長官之上
擁有權威，是終極權威，
所有君王需要讓自己順服教會。
當瓦拉來證明這份文件是偽造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在許多君王和諸侯這一方的喜悅之情，
他們能說：“你不能再宣稱對我們擁有權炳。”
更正教人士開始廣泛傳播他的作品，
給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克倫威爾幫了大忙。
克倫威爾使用這份文件，
說明偽造文件的事情證明
亨利並不需要順服教皇，
作為英格蘭國王，
是他在英格蘭具有至高權威，而不是教皇。
有一種說法，就是更正教的人，
甚至直到今天仍在誇大
羅馬天主教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前的腐敗現象。
我不確定人是否能誇大這一點，
因為這是很明顯的，
實際上，這是在教會內部發生，
就讓它變得更醜惡，我認為這用詞是正確的。
例如，在神職人員當中蔓延的淫亂
只不過是尋常事。
人沒有意識到的其中一樣事情，
就是到了大約11世紀的時候，教會才制訂法典，
規定神職人員必須獨身。
這為難以置信的濫權打開了大門。
現在神職人員不可結婚，
但他們仍有衝動和願望，最終發生的事情，
就是大多數神職人員到了最後包養情婦，
這導致一種進一步的濫權，
就是神職人員的主教基本上可以向他們收稅，
以此懲罰他們包養情婦，
但他們可以把情婦留下。
所以，主教實際上是鼓勵神職人員包養情婦，
因為主教可以從這做法當中賺錢。
在宗教改革的時候，伊拉斯謨報導說，
有一位主教宣稱單單一年內
就有11,000名神職人員向他支付情婦稅。
這只是在教會內發生的公然濫權和腐敗。
你也可以加上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這樣說的話，
整個關於得救和有能力買贖罪券的製度，
這只不過再次開始把錢放進來，
你開始把權力放進來，
腐敗就繼續惡化。
這是普遍現象 — 買教會職份，為的是賺錢。
人會想：“我為什麼要買一個教會職分來賺錢？”
取決於教區大小和教區富有程度，
一位主教可以讓自己一輩子過日子卻無所事事。
只要支付一筆費用給那任命主教的人；
在一種意義上，你現在就有了一門生意，
你可以從修道院、教會和神職人員那裡
收情婦稅，
你並不需要任何神學學位，任何實習。
你甚至不需要在乎上帝是誰，
耶穌是否曾經活過或死過。
因此有大量腐敗的事情發生，
因為金錢、性和權力合在一起帶入了教會。
在中世紀，特別是後半部分，在15世紀的教會
是相當腐敗。
我認為，如果要對此輕描淡寫，
就是閉眼不看發生的大量史實。
那是混雜的情形。
並不是每一位教皇都罪大惡極，
但肯定的是，並不是每一個教皇都是好人……
有一些教皇，他們特別出名的地方，
就是做了某些糟糕的決定。
所以，例如你會看到嘉禮三世，
他更感興趣的是組建他的軍隊。
他要人看他是有一點點像文藝復興的人，
因此他絕不是一位偉大的屬靈領袖。
他在使用職位方面更多多講政治。
例如，你看到有教皇保祿二世，
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包養了一些情婦，
他整個目的就是過奢華生活，
他要恢復大量古羅馬的古代異教徒紀念碑。
你看到有像英諾森八世
或亞歷山大六世這樣的人，
再一次，這兩人都包養情婦。
教皇是不可結婚的，
因此一方面，他們能遵守這方面法令的規定，
按字句遵守法律，
但眾所周知他們有大量情婦，
在一些情形裡實際上有私生子，
他們擔任教皇職位的時候授予這些人
在教會裡尊貴的地位。
因此，雖然有一些教皇嘗試做正確的事，
但大多數教皇，
特別是在15世紀，在中世紀這一個時期的教皇，
他們並不是好領袖。
他們擔任這職位，並不像基督對待百姓那樣，
而本是教皇的職責。
當我們看中世紀後期教會存在的腐敗，
今天各處警號就要響起，
因為腐敗三大件其實從來沒有變過。
在中世紀時期，中世紀的年代，
這三大件是金錢、性和權力。
我們看今日教會普遍的情形，事情是一樣的。
你看到有牧師和宗教領袖，
顯然參與了和金錢有關的事情，
是不尊榮基督的。
你看到牧師追求權力，就毒化了教會，
因為他們營造了有害的環境。
很明顯，
今天教會內發生的性醜聞甚至當時已經發生。
所以，我認為我們確實需要
從教會歷史學到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試探依然是一樣的，
我們需要非常深入察看我們自己的內心，
看我們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需要願意與彼此建立關係，直面這一點，
彼此指出問題，而不僅僅是閉眼不看。
我們很容易看中世紀教會，認為這很可怕，
可以理解為什麼宗教改革會發生，
謝天謝地我們不像當時的人。
但當然現實就是，如果我們聽新約聖經說的話，
它充滿了給所有時候的人的警告。
使徒寫信警告他們自己植堂和教導的教會。
只不過是幾年之後，
他們當中許多人就遇到了真正的麻煩 —
極大的淫亂，各種各樣真是很可怕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我們能回頭看教會歷史，
看到已經發生的腐敗，教導我們的主要事情，
就是我們要非常小心看自己。
實際上，絕不能容許驕傲在人心中，
或驕傲在我們具體教會成員身份當中，
我們具體的地位當中留有一席之地。
如果我們開始認為
我們有免疫力，不會犯這些事，
我們就落在非常危險的境地，
主耶穌、使徒保羅和所有其他人
會非常認真警告我們。
因此我們回頭看這些事情，應當有所認識，
不是讚同，但肯定不是驕傲沾沾自喜。
今天我們需要警告自己，
意識到如果不是靠著上帝的恩典，
我們就會輕易重蹈覆轍。
所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會警告我們，
要我們總是回歸聖經，回歸上帝的話語，
總是不斷改革，
否則世界上最改革宗的教會
也會走在最危險和錯誤的方向上。
因此我認為，我們回頭看教會歷史的時候，
謙卑是我們學到的主要功課。
在古代以色列，以色列的子孫被擄巴比倫，
他們在那裡過了70年。
現在，到了中世紀後期，快到宗教改革的時候，
有一段時期，中世紀教會生活發生了極大攪擾，
連教皇職位也從羅馬搬到法國，到了阿維尼翁。
有一段70年的時間，
教皇職位彷彿被法國的國王和領袖“擄走”。
所以這段時期被稱為“教會被擄巴比倫”。
這也是馬丁路德在1520年寫的一本書，
一本專著的書名，
他在書中回顧了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一些教訓，
努力用福音之光，聖經之光光照這些教訓，
特別是與聖禮有關的教訓。
要明白什麼是教皇分裂，
我們就需要明白就在那之前發生的事，
就在那之前發生的事，
就是有一段大約70年的時間，
教皇制度所在地
從羅馬搬到法國南部的阿維尼翁。
在這70年時期結束的時候，
人似乎成功把教皇再一次帶來住在羅馬。
值得留意的就是，教皇離開羅馬，
因為這對教皇來說是太危險的地方。
但教皇是被哄騙回到羅馬，
這只是因為一種未曾預見發生的事情有了發展，
就是那些支持教皇住在法國南部，
仍然希望教皇住在那裡的人，
提名了一位對立的教皇。
因此教皇制度回歸羅馬，直接的後果
就是產生第二位競爭的教皇，
他繼續住在阿維尼翁的大型教皇總部，
在那裡發揮作用。
這令人震驚，讓人驚奇，
但我們最關注的，就是這件事的後果，
這件事直接的後果，就是全歐洲的皇家分裂。
那些支持教皇住在法國領土的人，
支持在阿維尼翁的教皇。
那些總是希望看到教皇回歸羅馬的人，
支持在羅馬的教皇，
但有更多的事情發生，是肉眼看不到的，
因為已經在歐洲存在的現有政治
和國家間的對立，
在這一方面展現出來，
我要舉一個例子。
法國很明顯希望有一位住在法國領土的教皇，
其他傳統上與法國結盟的歐洲國家 —
蘇格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被吸引進來支持住在法國領土的這位教皇。
但是英格蘭，法國傳統的敵人，
只要有一位正當的羅馬教皇，
就絕不會支持一位住在法國領土的教皇。
因此，現有的政治和國家忠誠，
主要決定了兩位教皇當中哪一位會得到支持。
這持續了幾十年時間，
人們認真嘗試修補這破口，
難處在於住在這兩個地方的教皇，
哪一個都不願意自動放權或退位。
在這結束之前，
甚至在短暫的時期，曾有三位教皇，
這種衝突在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上得到解決。
教皇分裂是在教會內部頂層發生的
幾種不同抗爭的其中一種。
選教皇的方式，就是大紅衣主教投票選出教皇，
有幾次，特別是有一次，
對於誰被選上，人有一些不同意見。
這同一群人，至少他們當中的一群人走出來，
後來選舉了另一位。
羅馬天主教會有這樣的教會論，
因為教皇是教會的元首，現在有兩位教皇，
這就意味著有人有某種疑惑，
到底是誰真正在帶領教會。
如果人認為這是一家不可能犯錯的教會，
應當為你定義生活中所有的教義，
那麼如果你看到有一種局面，
有兩位教皇發號施令，有兩套規定，
你會聽哪一位？
發生的事，實際上最後有第3位教皇，
因為召開了一次會議，
他們告訴前兩位教皇退位，他們選了另一個人。
當然，前兩位教皇不願退位，
結果就是你有了三位教皇。
因此你看到有這種局面，多少是滑稽的局面，
但你看到有一種局面，
教會由三個不同的聲音帶領，
所有人都宣稱是基督的代表，教會的元首，
所有人都宣稱有某種程度的屬靈權威，
理應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結果就是，
有一段時間，人開始想各種辦法，
努力找出符合聖經的辦法，
抵消這問題，說教皇並不是教會的元首。
他們用不同的策略做這樣的事，
但這樣做的結果，
實際上是削弱了教皇的權力。
“聖職買賣”（Simony）這一個詞
實際出於一位聖經人物，
就是行邪術的西門，在使徒行傳裡，
他企圖從使徒手上買到一種權力，
想把聖靈分發給誰就分發給誰。
當然，彼得責備他，
他就成了教會歷史上一位傳奇人物。
因此，西門企圖買一樣東西分發給其他人，
這種想法就為“聖職買賣”這詞提供了詞根。
中世紀的觀念就是，
平信徒領袖，其實是封建領主，
想買教會聖職，傳給子孫，
同樣也留給他們的私生子，
為他們提供一種謀生之道。
對此，羅馬天主教會
有時掉頭假裝看不到這樣的事，
但是像後來成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希爾德布蘭
這樣一位改革者，
看聖職買賣既是敗壞了教會的職位，
對教會生活來說也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他企圖改革這種做法，
確實，有很多要改革的教皇要審視這種做法，
努力對此加以改革。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蘭會議討論了這問題。
後來約翰·胡斯
努力要在波西米亞進行改革的時候，
指出了聖職買賣的危險之處。
因此，貫穿羅馬天主教會的歷史，
教會傾向是把聖職買賣看成是
在教會生活中對教會職份的一種危險敗壞。
聖職買賣是教會一種很有嘲諷的做法……
在教會發生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買到職位，
最終可以買到屬靈的權柄。
你可以付錢買教會內一個職位，
從最低級的當牧師，到主教或修道院院長。
大多數這些職位都有相當多的收入，
取決於修道院或教區有多大。
因此你並不需要有任何資格，
你不需要有來自上帝的呼召才能做這工作。
你只需要有足夠多的錢，
足夠多，能買下這職位，
然後這就會讓你的餘生安枕無憂。
這就像買下一門生意，
其實這就是一門生意，
這種做法確實發生。
最終教會意識到這引發出難以置信的破壞，
天主教會內部其中一樣確實發生的改革，
就是取消這種做法。
在中世紀後期在神職人員當中，
獨身的崩潰是廣泛的，
普通的人也看得出，並且對此評頭論足。
但很重要的就是要認識到，
教會並不是一開始就要求神職人員獨身。
直到今天，東正教會並不要求神甫獨身。
但是在1200年代，
因為教皇開始從修士階層中挑選，
修士看為是理想的事情，
就被轉移到了神職人員身上。
從這時開始，
同樣的獨身期望就加在了兩種天主教領袖，
修士和神甫身上。
這崩潰有多麼廣泛？
我們只有零碎的信息，
但簡單明了的事實就是，許多神甫有妾室。
她們可能打扮成保姆，
但與神甫生了很多孩子。
那麼問題就是，
如何面對人不正式承認他們存有的這些孩子呢？
人不能承認他們是神甫正當生的孩子，
因此需要在社會上找到一些地方安置這些孩子，
無論男女，
修道院接受了他們當中一些人，
但那些在修道院找不到位置的人，
需要在社會上謀生，
而社會看他們是一個非常嚴重問題的病症。
因此他們不僅是私生子，
而且還是那些本不應有任何孩子之人的私生子。
這不僅是神甫的問題，
還是主教，甚至教皇的問題，
教皇也有許多不獲承認的私生子女。
我認為，一直到宗教改革，
以及在宗教改革之後，
獨身製度都在羅馬天主教會內部
引發了大量問題。
這在大約11世紀設立，
在那之前神甫是可以結婚的，
看來並沒有引發大量問題。
但獨身製度出現。
你並不能因為頒布了一條法律
就消滅了某人的性慾，
最終發生的事情，
就是神甫、修士和其他人
無論是通過情婦，還是通過妓院，
不管情形怎樣，都找到辦法滿足這些性慾。
所以說你不能結婚，以為這意味著你就會獨身，
這其實並沒有帶來計劃的結果。
因此，
你就看到有一些神甫企圖隱藏他們的情婦，
導致你看到有主教收錢，
為的是不處理神甫的情婦問題。
你看到神甫和其他人參與招妓，
很明顯這要引發一系列其他問題。
這問題延續到今天。
我認為羅馬天主教會已經意識到，
在神職人員內部性虐待這方面，
他們有一個嚴重問題要解決，
他們甚至開始展開對話，
說也許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一直以來都在犯一個錯誤，
現在需要找一種不同的方法。
有關救恩的問題，
應當是全本聖經最中心的問題，
因為聖經最重要的主題是人的罪與上帝的救贖，
那這個只能在基督裡造成的。
當福音加上了其他因素的時候，
已經不純正了，
所以當第六世紀開始，
宗教落在以聖品為中心的仰慕，
而忽略了以基督的救贖為中心的信仰的時候，
教會已經偏離了上帝的話了。
所以到了馬丁路德的時候，
看見這些東西越來越堆積，越來越繁瑣，
結果變成教會的累贅，
聖徒功課苦，教皇的權威，聖地的朝聖，
這些東西已經奪取了、
已經代替了耶穌基督為我們流血，
贖罪完成救恩的最重要的中心。
所以馬丁路德出來奮鬥的就是
要把教會帶回以聖經為中心的福音信息裡面。
加爾文更清楚從所有聖經，
前後所有聖經的經文來佐證
這是神創世以前所做的工作。
這不是人按守約所達到的恩典，
也不是人受洗以後才得到能夠重生的地位，
這是神的預定，基督的救贖，聖靈的施恩，
才能把這個上帝的救贖降臨在各人身上的。
所以改教運動，
馬丁路德拆毀了許多錯誤的，
加爾文建立了許多聖經原有的，
才把今天的信仰奠定起來了。
路德關注恩典教義。
你會記得他是一位奧古斯丁修會的修士，
因此他沉浸在奧古斯丁的神學當中。
而奧古斯丁確實教導恩典教義，
路德可以看到，教會已經偏離了恩典教義。
所以基本上經院神學家
在神學方面採納亞里士多德觀念的時候，
就已經採納了他對習慣的觀念，
就是如果一個人不斷重複一件美德的行為，
隨著時間進程，他們就會變得有美德。
因此你做那件事足夠多，
你就會在那方面成為義，
你就會在那方面有美德。
這變成了得救的途徑，通過行善得救。
但路德看到，
這確實是違背了使徒教訓的恩典教義。
在羅馬天主教體系內，
一個人出生，然後受洗。
受洗的時候，
他們被認作是重生和稱義了 — 彷彿成為義。
這讓他們進入一種蒙恩狀態，
因此他們活著，好像是在蒙恩的狀態，
當然他們知道他們不能停留在當中。
神甫曉得人的軟弱，
他們會失敗，他們會犯罪，
因此結果就是，他們有懺悔。
因此，當一個人犯罪……
他在蒙恩狀態，他犯罪，
因此他去到神甫那裡要行補贖禮。
他為他的罪懊悔，
神甫看他是不是懊悔，提問，檢查他是否懊悔，
然後為著那件罪，讓他做一定的贖罪苦修，
他做這贖罪苦修，
完成的時候，神甫就赦免了他這罪。
因此不再看那件罪是與他作對。
他再次進到蒙恩狀態。
因此他繼續這循環的工作，罪，做贖罪苦修，
罪得赦免，重新回到蒙恩狀態。
他活著的時候，
這就好像是一種好的天主教徒生活，
直到他要死的那一刻。
現在，他死的時候，
有一些罪是他沒有做贖罪苦修的。
你知道的，這樣的罪有很多。
所以他現在在煉獄裡，
所以他是為罪付出代價，他在被煉淨 —
煉獄的觀念，就是“煉淨”—
他煉淨自己脫離這些罪，
他在煉獄為這些罪付出代價。
這過程完成的時候，他就要進入天堂。
路德看這體系的時候，
他意識到這是人行為的體系，
實際上對抗恩典。
路德教導的恩典這觀念，
就是上帝把他的善加在我們身上，
無論我們是誰，或我們做了什麼。
事實上，在他的海德堡辯論其中一個論題上，
他說上帝的愛有別於人的愛，
上帝的愛創造出這愛所願的。
他解釋說，人的愛是尋找一樣事情，
然後它對我們有吸引力，因此我們被它吸引。
我們看到那女孩子，
我們被她吸引，我們和她結婚。
我們走過停車場，我們看到那輛車，
我們真的想要這輛車，我們喜歡這輛車，
說：“啊，我喜歡這一輛車，”
所以我們買了這輛車。
人的愛就是這樣起作用的。
但上帝愛的時候，他創造出他所愛的，
這就是他倡導的恩典觀念。
恩典並不是上帝看我們，因著我們做了的事，
我們在他眼中有一種義，
就讓我們變得可愛，或可以被上帝接納，
恩典教義而是教導我們說，
上帝要在我們裡面做創造的工作，
要使我們稱義，要接受我們，
這唯獨是根據基督的義。
因此這就是路德在拯救的事情上
實際上有別於天主教的地方。
人常常認為，
我想你從更正教人士那裡聽到很多這樣的話，
就是羅馬天主教徒相信人賺得救恩，配得拯救。
真是這樣嗎？
在我回答這問題之前，
讓我說他們確實相信些什麼。
例如，他們會說我們是靠恩典得救。
有一些人在這一點上稍微有一點猶豫，
但很多人會強調，
我們確實是靠著上帝的恩典得救，
離開那恩典，我們就不可能有永生。
因此，一方面，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強調，
上帝的恩典對我們的得救來說絕對必不可少。
但是在那種恩典體系中，
他們為功德留下了一個重要位置，
以至於所有偉大的中世紀神學家 —
聖文德，阿奎那，
一直到天特會議都明確地說：
“是的，我們配得永生，
這拯救的恩賜在於上帝，
但是上帝通過我做工，行善，
配得永生的，最終是我的行為。 ”
在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內有許多不同流派的教導。
一些比其他更純正。
最好的一直回到聖奧古斯丁，
他教導唯獨因信，唯獨看恩典稱義的教義，
這與使徒保羅非常吻合。
經過一段時間，
各種外來觀念把它稀釋得很厲害。
因此，當改教家們出現的時候，他們所做的，
就是翻新這在聖經中找到，
由聖奧古斯丁教導，
由中世紀晚期一些人 —
我們把他們稱為根本的奧古斯丁主義者
闡述的恩典教義。
路德本人是奧古斯丁修會的一員，
他是一位純粹的奧古斯丁派人士。
因此，並不是彷彿他全盤發明了這教義。
它大部分、首要已經存在於聖經當中，
也呈現在教會內。
然而我們要說，中世紀後期變得盛行的教義，
是遠離了保羅的教導，
遠離了聖奧古斯丁的教導，
因此改教家們的使命是恢復，
他們要把這教義帶出來，讓它再次發光。
人很容易說
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教導靠行為得救，
但我不完全確定這樣說是否公平，
因為至少在我看阿奎那的書的時候，
在合理批評亞里士多德對他思維的影響之後，
在我看來他還是按照基督教神學的那分支，
一直回到奧古斯丁，
當然在這之前，回到新約聖經，
回到信心的重要意義和首要地位，
以及行為
在任何方面都無法為我們賺取我們的得救，
雖然如此，即使在新約聖經裡面，
我們都意識到那些得救的人，
他們的得救
應當通過他們生活當中的行為表現出來，
我們在雅各書特別看到這一點。
我就是這樣解讀阿奎那的。
我認為這是對他合理正確的解讀，
這把他帶到很明顯他本該屬於那分支，
就是奧古斯丁和
意識到憑信心得救的初期教會神學家的那分支。
按照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教訓，
我受洗的時候，如果我是在羅馬天主教裡受洗，
這洗禮就除去了原罪的罪責，
賦予我屬靈的生命；我重生了。
因此我們今天會把這稱為“洗禮重生”……
當然洗禮是教會首要的聖禮。
我知道，人受洗時發生了什麼，
這問題並不是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神學的全部，
但我只是通過阿奎那才知道這一點。
阿奎那很有意思，
因為他是教會歷史上其中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其中一位偉大的系統神學家，
他對上帝的主權有這種異乎尋常尊崇的看法。
但他對上帝的超越性也非常看重，
這包括了時間現實當中上帝的超越性，
因此上帝不像我們那樣線性經歷時間。
事實上，按我對阿奎那的理解，
時間看起來其實只是這種因果順序，
並不存在像時間這樣的事情，但只有這事實，
在這發生之後，有那件事發生，
因此這看起來是時間。
這適用於洗禮，
因為阿奎那講到個別之人的時候，
他是從兩方面講到這人。
其中一方面，就是這終極的真相，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於時間之外，
或者可能更好的說法，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在時間之上，
是這種在時間之外永恆的生命；
我們所有人都有這種永恆性。
這和上帝的永恆不一樣，但有一種永恆。
因此，我們生活中發生的各種事件，
例如得救或稱義，
這些事情一開始是永恆的現實，
第二，它們是時間現實中的現實。
有一個時間點，它們看來在這時間點發生。
因此，這就讓他可以用一種非常強烈的方式，
講重生是發生在洗禮的那一刻，
因為這是洗禮，是看得見的時間，
在這時間，這永恆的現實開始發揮作用。
如果這是他所說的一切，
那麼這聽起來彷彿要有重生，就必須要有洗禮，
這聽起來就像是，要有重生，有洗禮就夠了。
這甚至可能聽起來像是
洗禮就是全部做成了整件事，所需的只是洗禮。
但是他寫了這很有意思的小小一部分，
他開始講到，如果一個人信了，
或終於認識到福音真理，要受洗，
但這時無法受洗，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在當中所說的，就是有重生的現實，或者 —
再一次，這說法和我們會用的說法不一樣 —
但拯救已經發生的現實，
上帝的工作已經做成的現實，
這人已經稱義的現實，
這現實是一種永遠的現實。
若人只要有想受洗的打算，或只要是願意受洗，
但卻無法實際受洗時，
按功能來說這人就算有洗禮了。
因為人的永恆性和時間現世性之間有別，
所以對於人不是受洗之前就去世的這通常情形，
講重生是否在洗禮很久之前，或就在洗禮之前，
或就在洗禮這一刻發生，這並不重要。
重生終極是、稱義終極是一種永恆的現實，
因此沒有理由講到它在這自然世界上，
在洗禮那一刻以外的任何時候出現。
但他非常小心，非常清楚。
很明顯洗禮對拯救來說並非必不可少，
因此，重生僅僅是與洗禮同時發生，
並不是由洗禮引發。
贖罪券是一份
為不能完成贖罪苦修的人發出的延期文書，
原來就是這樣的。
這是一份延期文書，
為因著健康或環境的原因，
不能完成神甫要求他們做的正常贖罪苦修的人
留下餘地。
因此例如，如果有一位老年婦女不能朝聖，
如果朝聖是神甫要求她做的贖罪苦修的一部分，
或者對她的要求，
是在聖彼得大教堂的台階上跪下來禱告，
或類似這樣的事，
她做不到這樣的事，因為她膝蓋不好 —
那麼結果就是，
作為一種善舉，他們可以給她，
神甫可以給她發出一份延期文書，一份贖罪券，
允許她做別的事情代替。
因此這就是原本的樣子。
然而它發展成為某樣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在中世紀，我想是12世紀，
教皇思道把贖罪券特許的觀念
擴展到那些在煉獄裡面的人身上。
無論他有沒有意識到，
他在那時為羅馬天主教會金錢方面極大的機會
打開了大門。
因此一旦贖罪券擴展到煉獄裡的人身上，
就成了買得自由脫離煉獄之苦的手段。
當然，你要明白，
在中世紀煉獄是基督徒人生的最後一步，
一個人死了，
現在對於他們沒有做贖罪苦修的那些罪，
他們要在所說的煉獄這受苦階段
為這些罪付出代價。
因此，為了讓一個人得解脫，
人就會為在煉獄受苦的父親或母親買贖罪券，
就是這種濫用，讓我們來看到贖罪券的概念，
路德把他的95條論綱
釘在威登堡教會大門上的時候，
他擔憂的就是這種想法。
贖罪券
是羅馬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一種教導，
就是所有相信的人都必須有行為賺得拯救。
但這樣做的時候，他們開始了贖罪券這過程。
我說的是，人會付錢，付錢賺得拯救。
實際上，這是羅馬天主教掙錢的計劃，
特別是為了建造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
因此，他們要讓人甚至為他們死去的親人付錢，
他們收了大量的錢。
這是馬丁路德和他們有意見分歧的其中一方面，
因為他們是用另一種方法出售拯救，
按照聖經這是完全錯誤的。
贖罪券是一種很有意思的觀念。
其實有三種範疇，
據此我們可以明白贖罪券是什麼不是什麼。
所以從它們不是什麼開始，
它們不是為了要赦罪，
它們原來不是為了讓人可以任意犯罪。
它們不是為了赦罪。
但進入第二種範疇，它們是一種補償的方法，
代替我們罪要受的現今時段懲罰，
因此，如果一個基督徒犯了某種罪，
比如說撒謊，
那麼作為一種贖罪苦修的形式，
那麼這罪後果的一部分，
就是信徒要有現今時段的補償，
被帶回到與基督正確的關係當中。
因此，在起初的時候，贖罪券是一種方法，
讓人能做出某種金錢方面的奉獻，
為的是實現這補償，
為補償所需要的進行支付……
因此贖罪劵按原來的想法設定有赦罪。
這在中世紀某一個點有了改變。
它們那時就變成是 — 因為這是用金錢取消罪 —
這就成了提供這些贖罪券的人
能賺取大量金錢的一種方法。
因此，不是按照原意，
贖罪券就變成了這種觀念，就是
“我可以變得得救，因為我已經買了一張贖罪券”。
“因為這贖罪券，我已經與上帝有正確的關係。”
不是在已經得到赦免之後，
它現在取了這一種地位，本身就是赦罪方法。
因此你看到中世紀有很多人，
他們實際上出售這些贖罪券，賺了大量金錢，
大部分是因為這是一種出售拯救的方法。
這些資金最終用來例如修建大教堂，
或十字軍東征。
因此它成了原本沒有打算要變成的事情。
然而，我們通常就是這樣來想贖罪券的，
就是一種方法，
人實際上簡單支付一種“犯罪稅”，
就能與上帝有正確的關係。
贖罪苦修的概念
對中世紀時期的羅馬天主教會非常重要，
在許多方面衝擊了中世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贖罪苦修的概念
實際上出於初期教會耶柔米的一句話，
人常常引用這話，
就是贖罪苦修是人的靈魂如船壞了一般之後，
得救的“第二塊甲板”。
羅馬天主教神學的觀念，就是洗禮洗去了原罪。
但如果你犯了大罪，
就是說，受洗之後犯了導致死的罪，
你就需要拯救的第二塊甲板洗去這罪。
這甲板就是贖罪苦修。
贖罪苦修的觀念，
就是一種敬虔或懊悔的行為，
在某些方面表明你為罪憂傷，
通過神甫免罪，然後就赦免這罪。
贖罪苦修可以用幾種辦法做成。
它可以表現為人經常進行的朝聖；
有時去聖徒的地方朝聖，
向聖徒禱告，說萬福馬利亞。
在很多方面，這比更正教持續慶祝的聖禮 —
主餐和其他方法 — 更重要。
平信徒要確保他們自己得救，
這些贖罪苦修就非常重要。
路德反對的，正是這件事，
他相信中世紀的基督徒做這些敬虔行為，
不是因為意識到上帝已經拯救了他們，
而是認為他們要為上帝做這些事，
上帝才會接納他們。
中世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著贖罪苦修這聖禮進行，
原因就是：
我們犯罪。
中世紀的神學家意識到我們犯兩種罪：
大罪和小罪。
他們思想罪的時候，
他們說這是大罪和小罪之間的分別，
一件罪意味著某種試探臨到我們，
有某種罪的暗示，
我開始對這罪有某種歡喜快樂。
如果我只是去到這地步，
我並不認同這種快樂，實際犯出這罪，
那麼這只是一種小罪。
小罪可以用最後的禮儀，
羅馬天主教最後的聖禮赦免。
但是，假如我認同這暗示，
按照它和一件罪帶來的快樂行事，
那麼這就是一件大罪，
摧毀了我和上帝的關係。
一種大罪只能通過贖罪苦修這聖禮得到赦免。
所以中世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實際上就是要認識到、看到他們已經犯的罪，
他們必須去到一位神甫那裡，
他們必須真正認罪，
他們必須在這認罪當中懊悔，
以至於絕不要再犯這罪，
他們為這感到難過，
然後神甫就會給他們一種有條件的免罪，
這是建立在某種滿足之上的。
現在讓我重新說，解釋這裡發生的事。
大罪帶來罪責和懲罰。
罪有罪責，這罪有直到永遠的懲罰。
在中世紀教會，我去行贖罪苦修這聖禮，
我熱切認罪，
神甫所做的，就是他能免除這罪責，
他能把永遠的懲罰
轉移變成一種現世時間的懲罰，
現在神甫分配我去做滿足要求的事，
勝過這現世的懲罰。
當然，這問題就是，
我繼續犯罪，我繼續積累這些懲罰，
我不能為它們所有付出代價。
然後就有了不同的辦法，為這些刑罰付出代價，
贖罪券，聖徒的禱告，教會為此安排的功德庫，
但最終我會落在煉獄裡，
在那裡我要繼續要為著現世的刑罰付出代價，
贖罪苦修的聖禮
已經把這些刑罰從永遠轉移到現世時間，
讓我為它們付出代價。
贖罪苦修一詞出於拉丁文原來的詞根 poena，
意思就是“懲罰”。
因此在這種意義上，
所有的罪都要求有某種懲罰。
一方面，你看到基督通過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為我們的罪付出永遠刑罰的代價。
人是這樣理解的。
贖罪苦修
是一種償還消除我們罪在現世時間影響的形式。
永遠的事情解決了，但仍有現世時間的事，
為我們的罪贖罪的此時此地的方面，
或說得更好一點，
因著已經犯罪的結果，要改正。
因此在中世紀時期，
贖罪苦修的形式是一些非常艱鉅的事情。
人要進行極其嚴格的禁食。
有時你會看到朝聖的人。
有時候人甚至，例如被關到監獄，或受鞭打。
因此贖罪苦修是一種非常嚴肅的事，
在這件事上，教會對現世這地上的人行使權柄，
確保他們的罪性在現世，在這地上得到對付，
通過這些贖罪苦修的作為，
完成對這件罪的刑罰。
如果你是中世紀一個很容易犯罪的人，
這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指的是，生活在中世紀的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因為他犯罪，要用禁食解決，
因為他犯罪，需要去朝聖，
這打擾了任何人的一般生活。
因此你看到的就是，
教會最終採用了一種抵償的策略，
縮小，算是濃縮了一個人實際要做的贖罪苦修。
因此有時這是一個禁食的集中時期，
或去某個地方一天的朝聖，
或在某些情形裡，人會有這種觀念，
也許為某樣事情一次付出代價。
因此，
贖罪苦修最終進入到贖罪券這整個觀念當中，
在某種程度上能稱義，
此時此地承擔你罪的後果，實行自我改正，
即便知道基督已經永遠做成了此事，
但今生地上還有這些罪殘留的影響要對付。
福音派人士常常看贖罪苦修
是完全在合乎聖經的基督教信仰領域之外，
我們這些福音派的人會做的事情之外的事情。
但我認為它有一個位置，我認為在一些方面，
我們實際上在我們的教會裡包括了贖罪苦修，
並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做什麼。
如果認為贖罪苦修多少補償了罪，
因此我們可以賺取在上帝面前有一種地位，
那麼，不，贖罪苦修
在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當中並沒有一席之地。
但是如果把贖罪苦修
看作是懊悔的心的一個記號，
讓某人重新回到正道上來，活出順服的生活，
那麼我認為它確實有一席之地。
例如，當一位牧師落入嚴重的道德失敗，
我們會這樣做。
我們明白，是的，可以原諒他們，
他們認罪悔改，罪就得到赦免，
但這並不意味著
他們自動重新回到他們之前的位置。
在健康的情形裡，通常有一段時間，
有輔導，接受監督，
做侍奉方面一些較小的工作，
為的是重新建立你需要得到信任，
重新回到之前的位置。
在一種意義上，
這可以被看作一種類型的贖罪苦修，
證明人有真正懊悔的心。
我認為在一些情形裡，
牧師拒絕這種接受監督的過程，
最後證明他們通常來說又重蹈覆轍。
因此我認為，正確加以理解，
應該安排有一種生活計劃，幫助某人重回正軌，
用某種辦法重建他們的生活，脫離嚴重的罪行。
一些人會問，
贖罪苦修的教義是否多少
與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一個或多個教義兼容，
有人會說，就著懊悔和認罪而言，
這可以看作是悔改本身的一部分。
但是現世時間受懲罰，為罪作滿足的觀念，
在任何福音派信仰裡面都沒有地位。
在宗教改革的時候，
羅馬天主教神學的功德庫實際上是這種概念，
就是基督的死儲存了這種功德寶庫，
可以通過羅馬天主教會分發給懊悔的人 —
因此，這些人經歷犯罪，承認他們罪，
得免罪，行贖罪苦修。
因此，不僅基督有這功德庫，
可以通過天主教會，通過教皇分發給人，
聖徒也能發。
所以那些如此之好的人，
算是一生如此聖潔的人，
他們絕不可能用完那一切好的功德。
所以這存在天上，然後分給那些真正懊悔的人。
功德庫這概念本身，一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說是深藏在基督教初期幾個世紀當中，
在某種意義上，和功德庫很接近的某些事情，
它的根源在於基督徒如何推崇殉道者的生命……
因為基督徒如此尊敬殉道者，
情況也是，
人看殉道者是受到上帝某種特別的眷顧。
還有，我們已經在另一份早期基督教文獻，
《聖蓓蓓及聖芬莉殉道記》中看到這一點，
這是兩位基督徒婦女，
特別是聖蓓蓓，因為不想否認信仰，
她們就必須死。
聖蓓蓓是一位年輕的母親，20歲出頭，
人要她公開認錯。
拷問她的官員，甚至她自己的父親也要她這樣，
但是她不願這樣做……
在那份敘述裡，她做了幾個夢，
其中一個夢和她的弟弟有關，
他肯定是在很小的時候就死了，
死於某種疾病，
某種非常嚴重，也許像癌症一樣的病。
但是聖蓓蓓做了一個夢 —
因為她準備要捨命，
見證真基督教的真理，福音的真理 —
她在夢中看到她的弟弟得到醫治……
在那敘述裡，這只是一個夢，
她看自己受到上帝特別眷顧，
她看到她的行動可以有一些果效，
超越她自己一個人的生命。
因此在一種意義上，
功德庫的起源正正在於這些對殉道的看法，
在這些看法當中，
除了我們可以說是對基督的工作，
基督的這工作
在任何一個基督徒生命當中的效力，
重要性，
意義和主導地位的“信仰正統”見證以外，
人也有一種看法，這種信仰不正統的看法，
就是殉道者所做的多少是如此異乎尋常，
可以算得上是對其他人也是足夠……
如此，按這樣功德庫的概念，
是直到14世紀的時候才發展起來的，
那時候教皇克勉六世頒布了一份教皇訓諭 —
發出宣告 —
他宣告說，存在著功德庫這樣的事情，
實際上可以說是由教皇從中分發功德。
再一次，如果我們看聖蓓蓓的殉道，
不可能上帝以外還有誰
能把殉道者的功德分給人，
前提是如果上帝願意的話，對不對？
但是按照這一種功德庫，可以說是
變成羅馬天主教教理某一樣神聖的事情，
在一種意義上，這幾乎就像是一台賬目，
教皇能打開這賬目，能從中分發功德。
例如，這就成了贖罪券的基礎，
有異乎尋常的基督徒 —
殉道者和其他聖徒賺取的額外功德，
羅馬教皇可以有辦法來動用這個賬目。
羅馬天主教神學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人如何成為義？
現在我要刻意說：
“他們如何成為義？”
因為他們教導說，
一個人在受洗的時候成為義……
那麼這在受洗時候的義是從哪裡來的？
按照天主教神學，它來自功德庫。
功德庫是基督之義的總和，
是為你在過去所犯的罪預備和賜下的，
這是基督的義。
但它也包括聖徒的義，
換言之，有一些人行瞭如此多的善行，
以至於他們的義超過他們得救所需的義；
他們行了足夠的義行可以救自己，
那麼上帝會怎樣處理這另外的義，
你知道的，這留下來的義？
那麼他就把這義放在功德庫裡，
可以由教會分發。
因此，如果你想這麼說的話，
功德庫是一種哲學容器，裝著義，
聖徒的義行和基督的義，
可以由教會分發，滿足罪人的需要。
因此，這就是那普遍的觀念。
現在我只要補充這一點，
你記得保羅說他本來可以吩咐，
要求他服侍的教會來支持自己，
但是他選擇自己支持自己。
他經常親手做工支持自己，
特別是在他植堂的新教會，等等。
他所做的這工作，
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超過要求的工作，
一種超過要求工作，
就是在期望之上，超過了所期望的工作。
因此，這種事情要進入功德庫，
由教皇為罪人的需要分發出去，
這就是功德庫的觀念。
在宗教改革期間，羅馬天主教會對拯救的觀點
相當複雜，
這是有一些原因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在當時教會看到的對恩典的看法。
人幾乎把恩典看成是一種商品，一種強化能力。
這是上帝給你的事情，
為的是在你自己得救的事情上與你合作，
給你幫助，讓你順服基督的呼召，上帝的律法，
但你有某種責任，要參與到這恩典當中。
除此以外，還有不同類型的罪。
有日常犯的罪，不是威脅你永遠得救的罪，
人稱為“小罪”。
但你也有一種更高類型，稱為“大罪”的罪，
這些罪是，如果你死了，
如果一件大罪沒有得到赦免，你就會失去拯救；
恩典來，在當中發揮作用，
給你能力活出一種生活，不犯這些罪，
但很重要的也是，一旦你死了，
如果你在蒙恩的狀態當中死去，
沒有大罪，但你有小罪，
是的，你最終要上天堂，
但一開始你必須為這些小罪承受刑罰，
你仍要受某種懲罰，這就是煉獄所在。
因此，涉及恩典，這變得有一點複雜。
你還要加上這一點，
就是人認為在羅馬天主教會外無救恩，
因此你可能做了按教會規定
活出一種順服生活要做的每一件事，
但是在這過程中做了一些事，你被開除出教會，
你失去了救恩，你被定罪。
除此以外，人把洗禮看作是洗去罪的事情，
因此嚴格來說，你可以過了一輩子，
在臨死的時候受洗，在蒙恩的狀態死去，
沒有罪，上天堂。
因此，在拯救的事情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但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大多數人要做的，
就是我要努力，我要和恩典合作，
為的是保證我在天堂可以有一席之地。
在宗教改革的時候，
羅馬天主教徒看拯救是應當通過行為獲得。
他們強調的只是行為，
這是馬丁路德不認同他們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聖經教導，
拯救是
通過上帝的恩典，因著相信耶穌基督得救。
但是羅馬天主教徒擺出人要得救就要做的事情，
就是告訴人要做的事 — “善行”。
但是只做善行，這並不會幫助人得救。
在宗教改革期間，天主教會看拯救，
基本上
就像他們在第四次拉特蘭會議上的看法一樣，
就是只有通過羅馬天主教會，人才能得救，
雖然救恩可以存在於教會之外，
但並不是在基督之外存在。
通過第五次拉特蘭會議，人基本上斷言說，
離開了天主教會就不可能得救。
因此，他們在更正教改革期間
基本上也是這樣看拯救的。